年偶然机会记者拍摄了秦岭深处一处百年老屋的照片之后

1992年，偶然机会记者拍摄了秦岭深处一处百年老屋的照片，之后的24年间，记者三次重访了这间老屋的后人，前后拍摄的这些新旧照片，见证了陕西山区农村的变化。

1992年6月，文革时遗留的标语清晰可见，门口站着周天登的四爷周开阳，因为贫穷终身未娶。

2000年7月，周家人正在院坝上盖烤烟房，相比8年前，住房并无明显变化。

2007年2月26日，周天登当年老房子里，妻子在给孙子喂奶，儿媳坐在床上吃饭。

2007年2月26日，周天登大儿子周磊在老屋院坝抱着刚满月的儿子。

2016年2月12日，周天登在自家新盖的楼房院坝上。

2016年2月12日，周天登和妻子在新房过第一个春节，周妻觉得没有穿新衣服不好意思照相。

□ 记者 张宏伟 文/图

村民周天登：

日子好过了 过年也没啥子意思

正月初四，记者拨通8年前老周留的手机号码，他在电话另一端显得很兴奋：年过得很好，儿子们都回来了，欢迎你来家里耍嘛，我现在住镇子的街上，一问就找得到，街上院坝最大的那一户就是我家……

初五上午，记者果然在街上最大的院坝找到周家。推开虚掩的大门，老周和妻子坐在敞亮的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寒暄过后，老周环顾一下杂乱的客厅，不好意思地说：“平时的日子好过了，过年真的没啥子意思了。"

想当年

买盒火柴都恨不得去贷款

老周名叫周天登，过了春节虚岁57，是陕西省石泉县两河镇兴坪村村民。若提起他的特别之处的话，他是79届高中毕业生，在距离县城50公里的深山老林里可是屈指可数的秀才，曾担任过县农协委员，对于国家的政策体会理解得比较深刻。

记者与老周相识源于一张旧照片。

24年前，作为驴友的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兴坪村，隔着晏坪河远远看到一间老房子屋檐下一排文革遗留标语，于是涉水过河拍了几张照片。8年后，已成为媒体记者的我再次经过兴坪，匆匆又回访了这户人家，人们在院坝正忙着盖烤烟房，墙上标语依旧，但景况似乎与8年前没有太大变化。

2007年的正月初九，记者再次来到兴坪村，那间老屋的标语已经不复存在，白墙红梁的新院落门上挂着喜庆的对联和红灯笼。周天登辨认出旧照片上佝偻身子的老人是他的四爷周开阳，因为家贫终身光棍而死。老周还一口报出书写标语的人叫周永发，他清楚地记得1966年他6岁的时候，周永发爬着梯子在家的屋檐下写下这行斗大的字，最后一个“底"字少了“一点"，让懂事后的他一直难以忘怀。

老周说，拍摄那张照片的1992年前后，正是他最困难的时期，两口子虽然也养蚕、种蘑菇，但开支中除了买种、买药等开销外，还要按收购价格的8%交纳农林特产税，上等的好蚕茧才1.76元一斤，一年辛苦下来纯收入不到500元，可两个儿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每年还要交纳计划生育统筹费、教育基金等各名目的费用。用他的话说，恨不得买盒火柴都要去贷款。

看现在

住上楼房儿子们还不愿意回来

“我们山区农民的好日子是从2003年开始的，"老周说，政府开始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每亩耕地向农民返还140元现金、70元的粮食款补贴，另外种了竹子和杉树每亩还可得到20元的林业管护费，他家退了6亩耕地，仅退耕还林补贴一年就可收入1400元。他还租了别人家5亩田地种植了玉米和水稻、山地10亩种了竹子和几十株银杏，每年再养两张纸的蚕，帮别人看看桃园，日子也过得比较红火。

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用老周的话来说，“农民不种地也不交税了还吃上了皇粮，真是应了《国际歌》中的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2007年春节前，在苏州打工的大儿子带着临产的媳妇回到兴坪，因为小两口没有领结婚证，被镇上处以计划生育罚款。抱得孙子的老周对此倒是想得开：“国家政策嘛，还好，罚得不多。"

如今孙子已经9岁，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在生二胎问题上，老周和大儿子、儿媳发生了分歧，老周希望再添一个男丁，而小两口却只想再生一个女儿。

“老大给台商打工，去年他买汽车，厂里给补贴了4万元，前提是要‘捆绑’他6年。"老周说，大儿子周磊在苏州打工10年，现在是一家台资电子公司的中层干部。二儿子在温州打工，现在还没有结婚，暂时也还没有回来的打算。

2011年，县上开始实施移民政策，将住在山区的村民搬迁到城镇集中安置。老周举全家之力，在镇子街边盖起一幢三间宽的二层小楼。直到2015年3月，老周和妻子才从山上百年老屋，搬进隔河相望的新居。

在盖房的问题上，老周似乎比别人更有想法。他有意将房子向河道缩进5米，虽然增加了建筑成本，但楼前却多了近40平米的院坝，他家临街的门面房就比左邻右舍多了一块停车的地方。

看未来

过两年可能得去县城过年

8年前的春节，老周给老屋门上贴的对联是“三春花露酿造幸福酒满腹壮志建设小康家"，而今年过年，老周家新楼三间门面房的对联全部都是“平安临门遍地福吉猴呈祥漫天春"。

老周说，老了，不出门了，安心在家过安稳日子吧。

3年前，他在平利县投资10万元做石材加工，到如今还没有收回本钱。“经济大环境不乐观，有一家公司开业，就会有一家公司倒闭。农民嘛，还是种地最保险。"虽然从老屋搬进了街边新楼，但河对面山上的老屋并没有拆。老周在老屋里养了30多只鸡，还从乡亲手里拿了10亩地，种上水稻、玉米和洋芋，每年还养两季蚕，日子过得倒也宽裕。

问起“拿地"的租金，老周回答说：“哪还用租金?一亩地国家补偿60多元，他们拿补偿，我来种嘛。"

为什么别人都不种地了呢?

老周答，山上村组原本30多户人，如今只留下不到10户，20多户要么在县上安了家，要么就去西安买了房，还有一户在上海买了房。老周坦承，他家也在石泉县城修了两间三层房，一层是两间门面，二、三层是住宅，总共350平方米。“我们大家合伙买地建房，给政府缴纳城建费，8万元一亩，我买了4分地，给政府规划红线无偿让出近1分地，8米宽7米长，就是56平方米。建楼总共花费28万元。啥子积蓄?我去银行贷的款。"老周说，修房子那里地块儿好，省上在附近建了一个水产品展览馆，还建了一个陕南复兴园区。

腊月间已将一层的门面房租出，这让老周感到欣慰很多。但接下来住宅的装修款还是没有下落，而且两个儿子是不是能够回来定居，依然还是未知。

老周说，孙子过两年就该上初中，那时定是要搬进县城的，过年自然也得在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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