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马彦翀先生在西安明德里寓所与外孙刘石、刘名合影。
□翟正荪 马正
“庙沟人,真倒霉。毛老道,叫信神,地里庄稼把牛喂。四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毛老道妖言反了天。走东门,进北门,先拉马,后杀人。谁知马没拉,人没杀,被驻军杀得人头滚西瓜。"1938年初在商洛局部地区活动的“黑煞道",打的旗号为“扶清灭蒋"、“倒蒋复皇军",宣传“日本人来了准种三年大烟"、“日本人来了免粮免款三年",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仅龙驹寨(今属丹凤县)的双槽、涌峪两地信教群众就多达数千人。
一
“庙沟人,真倒霉。毛老道,叫信神,地里庄稼把牛喂。四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毛老道妖言反了天。走东门,进北门,先拉马,后杀人。谁知马没拉,人没杀,被驻军杀得人头滚西瓜。"
78年前,商州龙驹寨曾发生过一次震惊陕西的大事件。这次事件史称“黑煞道"事件。
何为“黑煞道"?据有关史料记载,1937年后日本觊觎我国华北的同时,用各种方式向内地渗透,包括武士、浪人、特务、汉奸等人员以及商会、商社实体,同时成立邪教组织,传播“大东亚共荣"论调。当时所谓的“黑煞道",就是抗战时期日伪汉奸“复兴倒蒋保皇党"的一个分支。这个汉奸组织背景复杂,影响面较广。1938年初在商洛局部地区活动的“黑煞道",是由从华县来商洛传教的和尚薛德顺联络棣花乡高桥村神汉何根庆,勾结有军旅背景的陈升、李存善等组成的。该组织在龙驹寨东部的双槽、涌峪活动,打的旗号为“扶清灭蒋"、“倒蒋复皇军",宣传“日本人来了准种三年大烟"、“日本人来了免粮免款三年",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仅龙驹寨双槽、涌峪两地信教群众就多达数千人。
2015年秋,记者就“黑煞道"事件专程赴丹凤调查采访。
采访中,来自丹凤龙驹寨鹿池村的张智运向记者证实:“黑煞道"确有此事。张智运今年71岁,他说他听父亲说过,鹿池村当年就有不少人加入了“黑煞道",他的父亲也曾加入。原因是该道蛊惑群众,说不入道便会遭受血光之灾等等。
刘安良,丹凤县已故教育家、县政协文史专员。刘安良先生生前在其文章中对“黑煞道"事件曾如此叙述: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龙驹寨东(乡)一带愚昧无知的群众,受外来反动会道门“黑煞道"(或称“毛老道")的煽惑诱骗,准备于同年五月间暴动。事泄后,龙驹寨地方武装区团和商州保安团分别出兵镇压,均遭失败,而毛老道则更加得意忘形,气焰愈张。
五月上旬的一天早晨,毛老道的先头部队从龙驹寨东关进城(那时寨镇有一圈石头城墙),驻军的魏旅长率两团骑兵分路痛剿,毛老道二百余人毙命。其中竟有很多十二三岁的少年也遭此横祸。
丹凤县政协原秘书长张宝藏多年来对这一历史谜案颇为关注,并一直未曾间断研究。采访中,张宝藏向记者介绍了这一邪教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他说,当年的龙驹寨归商州管辖,“黑煞道"的活动主要在龙驹寨东乡的涌峪、双槽、资峪,因为这一带地区较为偏僻,信息闭塞,群众极易受骗。1938年3月先是商州在资峪庙沟发现有“黑煞道"活动,当时的商州政府派了一名姓潘的指导员,由他带领十几个保安警察在资峪白衣寺召集群众训话,“黑煞道"闻讯后集结道徒搞突然袭击,用刀将姓潘的及其当地保甲长多人砍死,气焰十分嚣张。“黑煞道"号称“刀枪不入"。留长发,鸡血涂脸,赤裸上身,所以当地群众又将之称为“毛老道"。“毛老道"当年4月26日正式攻城(指今丹凤县龙驹寨),攻城大旗上写“大汉玄德元年",另有两面小旗,分别写“三原龙华会"“一祖收万归"。男的穿黄袍褂,手持大刀长矛;女的左手提竹篮,右手握扇子,据说他们相信其道法用扇子就可将敌人扇入竹篮。有首儿歌唱出了“黑煞道"当时的行动计划和战略路线:“走东城,进北门,先拉马,后杀人。"“攻商县,攻西安,黑煞道,坐江山。"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暴动,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张宝藏告诉记者,组织策划这一暴动的是“黑煞道"道长薛长有和李群寿,其中李群寿是山东人。关于儿歌中“先拉马"的“马",指的是当时龙驹寨有一驻军,是某骑兵师的一个旅。当地骑兵旅围剿“黑煞道"时,曾将所杀人头挂在树上示众。“黑煞道"被剿灭后,当地就流传开了本文开头的那段顺口溜。
二
打击“黑煞道"取得胜利,商州及龙驹寨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地将事件经过和战果向省上报告。
当时是孙蔚如将军主政陕西,任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接到报告后,首先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马彦翀。马彦翀是商州龙驹寨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权署市长等职。1937年8月天津沦陷,马回到西安任陕西省政府设计委员,西安红十字会会长,西安易俗社常务理事。而孙主席和马彦翀先生当年同时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北京政变"后孙任国民三军参谋长,马任国民二军高级顾问,都是革命军的重要人物,孙对马的人品能力自然信任有加。于是孙蔚如立即召见马彦翀,并请马为全权代表,赴龙驹寨查处“黑煞道"事件。马彦翀向孙主席表示:为使家乡父老生灵免遭涂炭,回乡安抚,义不容辞。
然而如何安抚,是摆在马彦翀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驻军计划趁机血洗双槽红岩沟,时双槽红岩沟有群众约数千口,而且大多属于被骗加入“黑煞道"组织,处理不好,就有可能伤害无辜,致使众多百姓死于非命。
马彦翀自知责任重大,回到龙驹寨后,顾不上看望亲朋好友,顾不上上坟烧纸,当即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座谈协商,然后由政府组织在花庙(船帮会馆)院内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向群众演讲并开诚布公地宣布安抚政策。
在演讲中,马彦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说:“我是咱龙驹寨马家炮铺的娃(马彦翀祖父、父亲曾在龙驹寨经营炮铺),这次受省政府孙蔚如主席之命回乡,了解、查处‘黑煞道’事件发生原因,要给乡党们一个交代。"接着,他从抗日形势讲到“黑煞道"事件,讲到安抚政策。他说,1933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其势力又向察哈尔、河北、平津渗透,1937年7月底我在天津亲历了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数以千计的官兵献出了生命,同时,我国军队为了打击日寇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而“黑煞道"不仅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日本汉奸组织,它是利用乡亲们的愚昧无知进行反动宣传,使大家黑白不分,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接着他义正词严地宣布,要严查“黑煞道"组织者,但对死难群众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抚恤,坚决不能再出现屠杀无辜群众的事件。
由于决策正确,措施到位,再加上马彦翀本人及其马家在乡里的声望,马彦翀果然不负众望,“安抚"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事件很快得到平息。不但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新的流血事件,而且使乡亲们受到一场极其深刻的抗日救国教育。
1938年发生在陕西省商洛一带的“黑煞道"事件,应当是当年日本侵华阴谋的一部分。毫无疑义,“黑煞道"事件的成功平息,也理应记入中国人的抗战历史。
三
痛定思痛,马彦翀对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一事件极为痛切。他分析了东乡一带农民之所以上当受骗,归根结底是文化落后,缺乏知识。认为要改变家乡落后面貌,非从教育入手不可,遂决定集资兴办教育。
事不宜迟,说做就做。马彦翀慷慨解囊,当年就在龙驹寨办起了有史以来该镇的第一座学校。
马彦翀办的学校叫仁义小学。仁义小学兴办时,马彦翀以龙驹寨、寺底铺两处祖产田地——水地十五亩、旱平地七十亩田产收入和现金约千元作为办学经费。在向官府印契约时,将从前马家所有不动产业上的“陆酉堂"字样,一律变成“仁义小学"户主。修教室、置桌凳、聘教师、购教具,举凡学校一切设备费用,统由上述收入开支。学生除书籍自费以外,再不收其它任何费用。同年六月,仁义小学校董会成立,马彦翀自任董事长,并上报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备案。马彦翀还让其三子马可民辞去西安高级中学教师职务,回到仁义小学任教。马可民系北京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毕业,后任仁义小学校长;其妻郭卫屏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后来也到该校任教。仁义小学当年七月开学,学校大门正门楣上方悬挂着马彦翀亲笔题写的“仁义学校"的校牌。据1948年《四区民报》载:“仁义小学学生240余人,教员仅5人,一人做五人之事,又能办理良好,诚堪嘉许,闻已有专署传令嘉奖"。仁义小学办学之严谨,校风之良好在当时广有赞誉。
据曾担任仁义小学教导主任的刘安良回忆,当年的仁义小学有一小院,院内有座“仁义祠",分别供着辛亥革命元老焦子静、抗日名将张自忠等牌位和马氏祖宗的牌位。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张自忠、汤伯恩、李宗仁、陈诚、程潜、白崇禧、张继、贺衷寒等先后路经龙驹寨时,均下榻在仁义祠五间厅。1940年,李宗仁、张自忠临走时,还给仁义小学各捐助了五百元的建校费。
1942年,马彦翀再接再厉,又创办了龙驹寨历史上第一所中学——“凤麓中学"。不仅又一次填补了当地没有中学的空白,而且大大增加了龙驹寨这一商州经济中心的文化内涵。至此,龙驹寨地区的教育格局和规模基本形成。据统计,自1938年仁义小学创立到1949年龙驹寨解放,凡十一年,该校共培育学生千余人。而龙驹寨地区学生参加商州的各种考试,均名列前茅。
平息“黑煞道"事件,捐资兴学,造福桑梓,马彦翀给龙驹寨带来的善政义举深深感动了当地百姓。据县志记载,当年龙驹寨地区曾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月亮夜(爷)光光,海棠河里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的,打发哥哥上学堂。学堂满,扎花板,扎谁呀,扎马家,马家一家好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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