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侯一民靳尚宜罗工柳等作扎红头

《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侯一民 靳尚宜 罗工柳等/作 《扎红头绳》 李慕白/作 《欢迎拖拉机来社》王通/作 《林彪是地地道道孔老二的信徒》湘潭地区文艺工作室/作 《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王立志/作 《宝玉成亲》 高景波/作 《借伞》 黄妙发/作 《珍珠塔》谢慕莲/作 《西厢记》杭穉英/作

“年年画梁燕，来去岂无心。”（唐·刘长卿）“人生不满百，刚作千年画。”（唐·李煜）

年画，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珍馐，是历朝历代中国人心中最美的年俗赏品。它门类浩繁，流派迥异，内容汇人神、吉祥、爱情、浪漫、理想、英雄、侠人义士、忠义孝悌无所不纳，它用通俗直观的画面表达着这个民族最深刻的经世之道和处事哲学，成为一种最通俗易懂的家国观念教育，历来为治国者所重视。

年画恰如一条流过历史长河的风物读本，深深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心灵流向，使千百年来的芸芸众生，通过这一张张普通的年画，读出了爱与憎，真善美。那么，在这又将“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日子里，本刊和读者朋友一道，再来读读记忆中的年画吧。

□ 记者 卜一兵 文/图

相传中国年画起源于太宗皇帝为表彰秦叔宝、尉迟敬德两位开国勋贵宿卫宫闱之功，而让吴道子作二人威仪像止于宫门，所以年画也有“门神源”之说。从那时开始，才有了贴“门神”传统。后历经百年传承至宋开始流行。虽当时“门神”居多，但内容已开始“扩张”。据考证：明初，日本人曾在甘肃发现过两种宋朝的年画：一幅是班姬、赵飞燕、王昭君、绿珠的四美图，都作高客长袖宫装舞；另一幅是灶王爷和关帝爷，两幅画上都盖有“平阳姬家雕郎”店铺字样，可见在宋时年画已具规模。

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提倡过新年要贴春联，这样年画作为烘托春联的“衍生品”也就特别发达起来。今天被保存下来的，还有万历年间流行的彩色套印的木刻“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等，其刻工精致，迄今仍为民间师法。当时的种类已包括如：春牛、灶马、芒神等；更有历史故事“孟母教子”、“岳飞枪挑小梁王”、 “牛郎织女”、“白蛇传”、“柳毅传书”等。至于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人物，更是必不可少的年画题材，及至崇祯年，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已是极为驰名，图画内容愈见丰富，这也可以视为至今形成的“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天津杨柳青”等“年画四大家”之滥觞。

清代人才辈出，年画的题材更加广泛，除了人物、花卉狸猫、飞禽走兽、山水园艺等艺术作品外，还有“老鼠嫁女”、“王婆骂鸡”等讽喻画，以及用歇后语构成的连环图画，予人一种幽默感。印制方面则有木板、石印、胶版；手法则有国画、水彩、单线平涂，甚至有翻印西洋油画的。

而至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直隶教育司印行了一批石印画，并在画上有“改良年画”的方形朱印，从这时起，历朝历代对年画“纸画”、“画贴”、“画片”、“花纸”、“斗方”等一类杂七杂八的称谓，才有了官方的统一定论，并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年画的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49年11月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新年画题材要适合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要符合工农兵群众的欣赏习惯。这一指示给新中国的年画创作指明了方向，使年画的题材则更加广泛。如：工农兵形象、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农村新景象、历史人物、科学知识、祖国建设、婚姻自由等等均成为画家笔下的素材。而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如谢慕莲、李慕白、黄之希、刘继卣、刘旦宅、杭穉英、金梅生等一批国画大师各展其才，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积极上进的年画。这些作品都给人以美的享受，让人们通过年画，真切地感受到祖国的新气象、人民的新生活。

可以说，在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画作品中，无论是题材、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真正是百花齐放，成为一种深受欢迎的民间审美艺术。然而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年画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单一的创作内容使年画的风格彻底改变了，被反复印刷出版的都是伟人肖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八个样板戏等有限的题材，尽管当年发行量达到了极限，但基本都被张贴消化掉了，目前存世的也是微乎其微。

记者对年画的记忆，则始于儿时。记得五六岁时，因父母工作鸿雁两地，顾不上我，幼时我就穿梭于安康、西安、汉阴等地，但和外婆在汉阴生活时间最多。外婆成分很高（唯成份论，外婆被划为“地主婆”），除经常被街道批斗外，唯一带给她安慰的就是我了。因她一辈子无儿，所以对外孙是百依百顺，要啥给啥。但有一样东西我碰不得，就是她有一个雕着精美花纹的木匣子。有一天，我趁外婆到月河担水，就从床下翻出了匣子，拉开匣盖一看，里边除了几顶镶着绿色红色石头和银饰边的老风帽外，还折着几张很厚的纸，打开纸张，只见几个穿着古人衣服的画面映入我眼帘。就在我好奇地看画时，外婆进屋我却没发现。看见我在翻她的匣子，从来慈爱温良的外婆脸色勃然大变，拿起扫帚就打起了勾板子（打屁股）。后来，外婆叫来住在一座山上破庙里的外爷（被划工商业兼地主、扫地出门），只听外爷对外婆说：“都啥时候了，你还敢留这些年画，万一 ‘安娃子\’（安康生的娃子。昵称）拿出去了，我们咋得安生！”那是我第一次见过的年画，虽然外爷很快烧掉了，但在文革当时“一片灰”、“一片红”的年代里，年画里水灵灵的色彩给我留下了永远都抹不去的记忆！

人说，三岁之魂哪！或许就从那一瞥开始，我就对古人古物及至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并强烈地喜欢上了小人书（连环画），只要是能借到找到哪怕是残损的小人书，我都手不释卷、爱不释手。从那时起，《杨七郎打擂》、《东郭先生》、《岳飞枪挑小梁王》、《杨家将·飞龙传》、《田横五百壮士》等古人古事和英雄人物都深深镶在了我的脑海。同时，小人书那动感的人物，包括画书人如李慕白、刘继卣的画风我都能一眼认出，默背如流。再大点，有时舍不得还人家书，就找来父亲的稿纸用钢笔一张张临慕小人书，并写好下边的说明文自制成连环画再还给人家。练就了一手漂亮的钢笔画。

1979年，我17岁了，为补贴家用，寒假时已从陕报调回地委宣传部的父亲，为我在新华书店找了一个在仓库搬书的临工，一天挣8毛钱。但过年时，我却很羡慕在书店门口那些卖年画的书店职工。经我反复请求，书店领导终于同意我去卖春联、卖年画。记得，当时的年画真是一个五彩的世界，城里人要的最多的是“华主席”的标准像，农村人除了门神、电影明星、才子佳人年画外，最后才搭上一张“华主席”。我每次都会娴熟地卷画、挟纸为人家弄好。闲下来，我才用心看画，才弄明白这些年画其实好多都是小人书里的内容，作品大部分也是李慕白、刘继卣等大师文革前画作的翻版。

我特别喜欢刘继卣的画，因为他作画手法特细腻，连画中仕女鬓角的细发都一笔一笔描的根根可数；还有李慕白，真是神笔啊！硬生生能把中国画画成西方油画的质感。如果读者有机会能看到李老先生创作的杨白劳为喜儿扎红头绳的《扎红头绳》那幅年画，可仔细看看喜儿那双手，其质感简直与真人无异，足见那时候的艺术家是多么的认真和功力深厚啊！

再后来，文艺在中国开始复苏，一扫一片灰色世界，才子佳人、古代英雄再也不是“封资修”了，中国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家家贴春联、贴年画成为一种风尚。电影人物、戏剧人物、乃至国外罗宾的俄罗斯贵妇、美国罗克威尔的风俗油画都“飞”上了千家万户的墙上。再后来，一种更好的“年画”衍生物挂历、台历出现了，且风靡一时，过年单位发一幅挂历或问人要挂历成了时髦，于是，有机关人士就“钻”市场封闭的价差，穿梭于各单位推销挂历、台历，并成为“淘到第一桶金”和“全民下海经商”的始作俑者……

时间飞快地到了21世纪，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丰厚，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多元、广角、精美、乃至收藏，已使年画不再是装饰的唯一，而成为“偏安室内一隅”的“孤品”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作为时代的印记，前不久，记者在安康市藏家杨建安先生处再次见到了这些珍藏着的美轮美奂的记忆，其收藏量达到600多个品种，囊括了建国后各个历史阶段的画品，让我们惊叹地见证了那个岁月年画表现力达到的最高艺术境界。从这一张张泛黄却依然穿透出顽强生命力的艺术作品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坚持，这种坚持，铸就的不就是我们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国梦”之根之源吗？！因为世界不管再怎么发展，互联网再怎么发达，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才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它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资本。

（感谢本市收藏家杨建安先生为本刊提供的珍贵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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