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张小民

不知不觉我们敬爱的父亲张史杰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可以使人淡忘很多事情，可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们心中依然历历在目。

1965年深秋的一天，三十四岁的父亲从延安地委秘书长的职位，调任延川县委书记。走时，他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全家八口人及全部家当从延安拉到百里外的延川县城。进入延川，我们家被安排在所谓的县委家属院一孔石窑里，全家人挤在一条大通炕上。县城街道狭窄脏乱，居民全靠煤油灯照明，干部供应粮还要自己拉回去用石磨加工……

父亲看后心情十分沉重。之后那段日子，他骑着自行车，背着干粮，起早贪黑，深入百姓家中了解民情，仅半年时间，跑遍了全县所有村庄，制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并加以实施。不久，延川县城居民扔掉了煤油灯，大街小巷灯火通明，加工粮食用上了电磨，街上有了国营食堂，县城街道干净整洁，百姓个个拍手叫好。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转眼间，父亲从一个受人爱戴的县委书记变成了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整天挨批评、戴高帽、写检讨、游大街，直至病倒在床。可他毫无怨言，反而说：“要相信党，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相信毛主席会说话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起来，那种精神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吧。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

幕》中的县委书记，就是以我父亲为原型创作的。

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年，父亲被调任延安县担任主要领导。在新岗位上，他没有因文革受迫害而削弱革命斗志，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带领干部群众植树造林、打坝填沟、延河改道、科学种田……为了贯彻周总理回延安时提出的“三年农业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父亲把自己生命中最旺盛的十二年献给了延安的父老乡亲。这段经历在我们为父亲编写的《永远的怀念》一书中有很多叙述，那是父亲“生命的精彩乐章”。

1974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很多干部以种种理由和手段逃避子弟下乡。可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父亲却顺应形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往农村插队。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为我做了一个大木箱子，里边放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和一套马列选集，并嘱咐我：“安心农村，好好锻炼。”我在农村一呆三年，父亲经常下乡检查工作，但从未看过我。每当随行人员善意提醒时，他总是说：“我知道农村苦，但我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因公谋私。”

“四人帮”被打倒后，国家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兵有最后一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完全有机会去，但父亲却说：“上学是好事，你到农村时间不够三年，去了别人会有意见，我要以身作则。”就这样，我与北大失之交臂，错过了一次命运转折的大好时机。当时我想不通：“自己在农村表现好，村支

书也极力推荐。况且，别人插队不满三年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后来，在父亲的教诲下，我凭自己的努力，也曾做了一届县长，有了带领全县几十万人“战天斗地”的经历，并成为今生最欣慰的回忆与纪实。如今，我理解并深深地感谢父亲，是他的严格要求让我从小就树立了自强自立的思想观念。作为父亲，他能不爱自己的儿子吗？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

父亲一生经历过战争的硝烟、文革的磨炼，在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屡次遭难，但他从无怨言，唯有一次处分使他特别伤心。那是1981年，因为几年前的延安水灾，父亲受到处分。五十岁的他，从地委常委、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去省文物局做一般干部。在那里，他刻苦钻研中国历史，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二十几万字的《陕北春秋》和三十多万字的自传《在黄土地上奋斗》，这使他的人生价值又一次在逆境中绽放光彩。

1984年，省委任命父亲为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党组成员。次年，又被任命为铜川市常务副市长。五十五岁的父亲在职期间带领干部职工挖鱼塘、栽果树、整顿小煤窑、治理大气污染……这种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至今在铜川仍被干部群众传颂。1988年，父亲当选为铜川市政协主席。在政协工作期间，他注重参政议政，关心文物保护，倡导利用开发，带领工作人员搜寻各种资料，编辑出版了《铜川

揽胜》《古人咏铜川》《铜川吟》等书籍，有力地宣传了铜川文化。

父亲为党的事业奋斗了近48年，做过通讯干事、延安报编辑、总编和社长，当过地委秘书长、县委书记、地委常委、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政协主席，还曾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全国五届人大代表。但是1994年退休后的他还觉得壮志未酬，经常对我们说：“我年龄虽大，但还想为社会做很多事。”

晚年的父亲体弱多病，可仍坚持学习。在西五路干休所，他经常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被自己誉名为“集阳室”的书房兼卧室里读书写作。那时候的他总是沉默寡言，经常极目远望或静坐书房，看起来真像一束沉甸甸的谷子，虽然腰弯了，但很饱满。然而，只要有朋友或同事来访，他总是滔滔不绝回忆往昔岁月。是啊！父亲是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记忆中填满了与延安人民一起“战天斗地”的火红岁月。

2005年，父亲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几次住院不见好转。有一天，他无意中感叹“唉！我这辈子，走南闯北，就是没去过上海！”我听后马上订机票带父亲去上海，用轮椅推着他看黄浦江、转外滩，还专程去了杭州。快要结束行程时，父亲突然对我说：“咋不去一大会址？”我顿觉恍然大悟——父亲身为共产党人，哪有不希望朝圣的道理？我觉得父亲是想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完成自己的夙愿。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执着。当我们用轮椅

推着父亲来到一大会址的经典场景——毛主席与其他党的创建者的一组情景雕像前时，父亲欣慰地笑了，并连声说：“好，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我尚未出生，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离世之际，能到达她诞生的地方，这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小时候，听父亲讲，1944年，上小学的他因成绩优秀，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批准为模范学生，光荣地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现场聆听毛主席讲话，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年，毛主席摸着父亲的头，亲切地说：“长大了要多为老百姓办好事！”父亲把领袖的教导牢记于心，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也是后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相信党、相信组织的原因。

2005年8月18日晨8时，父亲走了，脸上未留下一丝痛苦的表情。之后的几天，闷热的夏季，突然阴雨连连，气温不断下降，我的心也随之冷到了极点。父亲的追悼会在西安三兆殡仪馆举行，来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大厅，其中有省级领导、北京知青、故乡同事好友等。看着这么多人为父亲送行，我满心自豪，感觉父亲一生活到这个份上，也知足了！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和事，但大多会逐渐淡忘。可我永远不会忘却父亲，因为他是一个信念坚定、勤奋正直、百折不挠的人，一个给我们留下许多精神财富的人，一个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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