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之痛梁澄清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作为在亚洲的东方主战场，海峡两岸的人民都在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位于祖国大西北的陕西，谁也难忘抗日战争的中条山之痛。

1937—1939年陕西军人在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三位将军带领下，与日寇作战、血战中条山，三万多将士到最后只剩下五六千人，两万多关中血性男儿血洒疆场。其中最为惨烈的1939年“六·六”陌南会战，800多个年轻壮士宁跳黄河做鬼雄，不做日寇的俘虏，感天地，泣鬼神。

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于中华民族的。不要期望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在全世界到处煽风点火，还要发战争财。不过它们总要挑出一块遮羞布。日寇在中国与东南亚到处杀人放火，不是就曾经打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吗？当陕西军人于1937年7月、1938年初被迫跨过黄河时，日寇的铁蹄已经占据了我国东北、华北、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绝大部分土地，正欲跨过长江黄河之后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936年发生在西安的“双十二”事变，虽然促成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但是这一爱国壮举却留下了隐藏的痛，除了之后杨虎城的先被解职、下野，最后被杀害，张学良的被软禁，这痛也反映在陕军奉命渡黄河的中条山对日作战上。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对于属于杨虎城此前率领的陕西军人是心怀芥蒂的。在老蒋的盘子里，这些是属于杂牌军而非嫡系，且与共产党会有牵连，是靠不住的。蒋介石下令孙蔚如把手中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权力交给他的嫡系、谓之蒋氏“八大金刚”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却把驻守中条山，护卫风陵渡的重大责任压在陕西军人的身上。表面看这也许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日寇正在疯狂叫嚣要把战事推向到兰州，黄河一过，陕西只是一个阶梯。但是蒋介石明白，仅仅两三万、且武器装备皆十分落后的陕西军人要面对的却是数倍于我且武器精良、有坦克、飞机协同作战的强大的日军，其战事与结果不言而喻。但他既不让正规军协同支援，又不为之配置武器。孙蔚如们心里明白，老蒋这是借刀杀人，要用日寇的手消耗尽杨虎城将军的老家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陕西军人的中条山之战就打得特别艰苦。面对家国民族危亡，兄弟阋墙竟至于此，其痛还能如何！

此后的战争之痛竟是如此残酷而惨烈！陕西的军人成分是复杂的，虽说两三万之众，但正儿八经接受过军事训练者却并不多。其中大部分是壮丁兵，有年轻的，也有年龄大者。我的伯父就是年近三十岁替弟弟二次拉壮丁赴中条山对日作战的老兵，同去中条山的还有我们村的几个壮丁兵。他们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根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这些第一次走上战场的关中男儿，在残酷现实面前来不及思考，就逼迫投入了属于自卫性质的战斗。眼看日寇的野蛮行径与骄横，本能让他们一下子成为一个男人，拿起枪杆子与敌人搏斗。他们呼喊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赚了”这样血腥而惨烈的口号时，已经忘记了初上战场时对于死的恐惧，把壮烈留在黄河的东岸边，留在一河之隔的山西人民心中。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引导陕西的采访者在茅津渡西边一个叫洪池乡郑西村的麦田里看到一块“后死碑”。为什么叫“后死碑”？就是时刻准备着去死的战友为先死者所立的碑石。碑上“为国捐躯”几个字依然可见，碑后的祭文与两侧的烈士名字已字迹漫漶，“后死碑”上的文字据说是用刺刀刻成。纪念碑和档案馆也许记录下了极少数烈士的名字，而大量的无名烈士却只能把伤痛和思念留给他们的亲人。我的伯父就是其中之一。从1936年底伯父替我的父亲赴中条山，到1982年年底我的父亲去世，整整四十六年中对哥哥的思念无时不撕扯着我父亲的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去世时思念哥哥的哭声，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家国之痛！如此之痛，何止一家。

我们并不愿意看到战争，祈愿和平，但是你却千万不能忘记战争，要时刻警惕战争给我们再带来灾难。可惜人类多健忘，甚至会出现背叛者。2011年一个叫方正的属于黑龙江的县里竟给日本侵略者修起纪念碑，引发全国声讨。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有什么资格自吹自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呢？（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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