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尊敬的文化人

■高如杰

刚刚得知刘伟华先生走了，走得让我感觉有点突然，前些时候我还想，抽空看看他。我和刘先生是忘年交，他是个好人，谦虚的人，品质高尚的人。此刻，我的思绪翻腾，尽可能地理出我与刘先生交往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秋季，我去山东济南联系工作，住在朋友杨耀家里，杨耀是个画家，那时候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家的门上贴着“索画者止步”。我回家的时候，杨耀拿出两本自己的画册，叫我捎给刘先生。回到家，我几经打听便找到了刘先生的家庭住址，当时他家住在体育场南侧一排家属院的一个窑洞里。窑洞里的家具摆设很陈旧，一家人吃住在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当过局长的家，感觉地家生活很困难。刘先生热情地招待了我，和我聊了一下他在收藏方面的一些情况，他是在县档案局局长位置上退休的，一直以来，他一有空就剪报，收集有关陕北和延川方面的文章，他把延川有作为的文化人的作品也收集分类保存。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十分理解杨耀“千里捎书”给刘先生，刘先生为啥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项工作，但这便是我对刘先生最初的印象。

有人说：“读够一千五百本书的人才够得上是文化人。”后来我知道，刘先生收集的书籍、资料占了他家的两个房子，这些都是他读过并整理收集起来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三五年到现在，内容涉及社会科学整个领域，所以说刘先生肯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在县里工作时，我参与了《高氏家谱》续修，关于我祖父高文德

的生平情况资料我向刘先生求助，据我所知，我的祖父高文德是过去县里有名的文化人，清末秀才，曾参与《民国本延川县志》编辑，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时被评为延川县参议员……由于祖父去世于“文革”初期，留存资料很少，具体年龄等情况我还是不够了解。很快刘先生给我复印了一份1946年延川县参议员登记表，这份资料十分珍贵。我很感激刘先生。

刘先生收集资料确实是出了名的，想编书的，想查线索的，其他文化人找不到的都找他索要，不光延川本地的，还有延安的，西安的，甚至北京的。县文史委出过几本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书，所编内容几乎全是在刘先生那里拿来的。北京一个领导的后代，想写关于前辈的书，向刘先生索要资料，刘先生慷慨解囊，叮嘱对方“好借好还”。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回音，这让刘先生很伤心，几次见面都跟我说起过这个事。西安某大学教授为了完成某教研项目，去延川找到了刘先生，他挑选好了资料，拿着就要走，刘先生不好意思开口，最后他老伴说：“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是些烂纸，但是你们不能想拿就拿走，老刘为收集这些花了不少的精力，为此加重了我的负担，再说你们的学术项目国家是拨给经费的，这些资料怎么说你也不该白白拿走吧？”当时刘先生打劝老伴：“不要说，不要说。”

我觉得刘先生的老伴说得在理，刘先生七十多岁了，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现在住的房子都是租的。最后那个教授勉强掏了三百

块钱。那个教授是我带去的，看到刘先生家的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给刘先生和他老伴出主意，建议他们把这两房子资料分类印刷成册出售，这样既可以方便索要资料者，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刘先生说：“我没有那个精力了。”

在这个县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文化人，一直以来我热忠于文艺，零零碎碎有一些小说、散文和摄影作品发表，当刘先生说他的收藏里有我的作品时，我感到极大的尊重和鼓励。由于创作的需要，我告诉刘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陕北社会背景，刘先生给我推荐了描写陕北上世纪三十年代土地革命的长篇小说《无定河》。有一次我回到我父亲家，父亲给我一些书，说是刘先生找到父亲让把这些书转交给我。这是一些近年来县里出版的文史资料，当我捧着这些沉甸甸的书时，感受到了先生对我的殷切希望。

刘先生就这样安静地走了，静得几乎让人听不到一点声息，但他那土地一样的奉献精神，将会留下人们无限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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