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岁时,我还生活在农村的老家。大人们在地里劳动的时候,我得常常给他们送水送饭。一天我把饭送给在河湾种地的四叔,趁他吃饭时我到河里玩水。临了我从河边拔了一株小小的柳树苗,有筷子那么粗细,拿到地角把它好,并用盛饭的罐子从河里提水浇了个通透。吃完饭准备开始干活的四叔骂我:“闲球的,哪能栽活?快点回去”。
盛夏的一天,我又送饭给在河湾地里打掐棉花的四叔,趁着四叔吃饭的时候,我急忙去看我栽的小柳树活了没有。当我惊奇地看到小柳树不仅活了,而且长高了许多,我高兴地拍起手,并大声告诉四叔:“活了,活了,小柳树活了”。这回四叔没骂我,还说:“看来你还是水命,再给浇点水吧”。我又提水将小柳树浇了个通透。此后不久,我就随三叔到西安求学。几年后师范学校毕业,支教延安。由于自小父母双亡,加之路途遥远,也就很少回韩城老家。
直到退休后才有机会回到故乡住些日子,也才有机会寻找儿时的趣事。在和年过八旬的四叔交谈时他告诉我:“你小时候在河湾地角栽的那棵柳树一直长得很好,大集体的时候,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它卖了二十四块钱,贴补了家用。没想到你小时候一个无意的举动,几十年后却给我帮了大忙”。
二十四元钱,在今天买二斤猪肉都不够,可在那个一个好劳力干一天活挣不到五分钱的大集体年代,二十四元钱可以解决一户农民半年的油盐酱醋,帮助一家人渡过一个难关。
1970年春,我在吴起中学任教。因为修建,一棵碗口粗、三丈高的白杨树被挖倒了。我觉得很可惜,就产生了栽活它的念头。说干就干,我在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石窑洞前选好址,挖好坑。因为树很高大,我一个搬不动,就请住校的宣传队员刘振义来帮忙。他得知我要栽这棵树,说我是闲得没事干,胡闹呢。我说能栽活,他说栽不活,于是我们两个人打赌,我说栽不活就请他喝酒;他说如果栽活了,就把他这个人颠倒当树栽。因为我树坑挖得大,水浇得多,又特别注意了树原来的方向性,所以一个多月后白杨树长出新枝叶,成活了。从此,白杨树成了我办公室门前一道靓丽的风景。慢慢地白杨树冠盖如伞,我们在树下安放了一个小石桌,绿荫下成了同事们夏日工作之余品茶娱乐的好地方。至于打赌之事只不过成了我们一个趣谈笑料罢了。
移栽大树是近些年来城市建设中一个创举,过去很少这么做。但是在移栽过程中,或根系保护不好,或忽视了大树原来的方向性,或栽后管护不当,致使许多价值不菲的大树、名贵树死于非命,怪可惜的。
我这个人栽树树活,种花花旺,有人说我是水命,其实我只是按照生命的规律办事罢了。
栽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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