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从小村里人都说我是家里的宝贝,我也一直美滋滋地享受着这种特殊的待遇。记得我前年生病时,父亲看见我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他的眼睛当时就红了,心疼地问我为啥不给他和母亲说。我说,这有啥,就是感冒嘛,也不严重。父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硬是把我从床上扶起来,去他家养病,并且还破天荒地打了一次出租车。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自己打过出租车,即就是晚上出门回家,儿女们不放心,给他叫好出租车,他也不坐,每次出门,不管路远路近,都是坐公交车往返的。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兄妹五人巨额财富,但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孝敬老人,如何手足和睦,如何珍惜亲情,如何为人处事,是我一生咀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我的老家在蓝田县玉山镇峒峪村。在那里,有他和哥哥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辛苦劳动挣钱盖起的第一座楼房。在那里,我们一家四代20多口人曾经共同居住过。在那里,有我们小时候相依相伴难以割舍的浓浓亲情。90年代后,我的哥哥弟弟和我都因上学和其他原因离开老家,并且在城里都买了房子,老家那座当时被周围村民认为最阔气的楼房就再也没人居住了。十年前,父亲在老家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请来匠人,把门窗家具、床子沙发、锅灶风箱都修理了一遍。请来修理家具的师傅曾真切地建议父亲说,这些家具太陈旧太难看了,不值得修理,有的家具甚至连修理材料都买不到了,修理费比买几套现时最流行最新颖的都昂贵。可是父亲却坚持修理旧的,不换新的,气得修理的工人师傅说父亲抠。父亲抚摸着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旧家具说:“新家具再好,也没有家人曾经一起用过的味道,这些家具里,有我的母亲、儿女、孙子一大家人的念想啊。”一句话,让师傅彻底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很努力、很认真地修理,有时还自己想办法制作材料,硬是把这些比他年龄还大的家具修好了。
24年前,我的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奶奶在世的最后五六年时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她患高血压已经30多年了,经常头晕,但她从来不告诉父亲,病得厉害时就自己在村里的小诊所里开点药吃了,休息一下就又忙活开了。30年前秋天的一个下午,奶奶突然晕倒在老家的院子当中,从此左身瘫痪而一度不能自理。父亲在得知奶奶脑溢血晕倒后急忙用架子车把她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告诉父亲要做好长期伺候的准备,这种病所带来的后遗症是个漫长的治疗过程。虽然不用住院,但是必须每天来医院打吊瓶、做针灸,如果配合按摩、锻炼,效果会更好一些。以后,在清峪河畔、许庙桥头的大场里,每天早晚都能看到父亲搀扶着满头白发的奶奶,一瘸一拐、一步一颠地慢慢行走着。刚开始时,奶奶也想好得快一点,还配合着父亲认真锻炼,可时间一长,奶奶见效果不佳,就像个小孩一样赖在床上不起来,任父亲咋样动员都不起作用。父亲从来不厌烦,总是好言好语地劝着,哄着扶她去外面锻炼。一个冬天的早晨,奶奶因穿着厚重的棉袄棉裤锻炼,实在支持不下来,想提前回家去,可父亲毫不留情地“逼”着她坚持下去,奶奶气急了就骂父亲,说他不孝顺,是个忤逆之子,有意虐待她,甚至还抡着手中的拐棍打父亲,惹得过路人笑。每当这时,父亲总是搀扶着站都站不稳的奶奶赔着笑脸说:“哎呀我的老娘啊,咱们每天坚持好好锻炼,等你病好了,手上有劲了,再美美地打我一顿,出出气。”说归说,骂归骂,父亲每天早晚依然坚持给奶奶按摩,搀扶着奶奶在路边锻炼,这一坚持就是四年多,奶奶终于能自理了,拄个拐棍在村道里或者院子中间慢慢地走动,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天气好时还坐在大门口台阶的沙发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和村里人聊天。村里人见到奶奶红光满面,衣服干干净净,都说她有孝顺的儿子和孙子,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好的。
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挤在西安东关南街父亲租住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他都骑着那个破旧得连小偷都不要的自行车上下班,回来后就坐在一个小木凳上,趴在床边写作。我每天也是天不亮就急着赶厂里的班车去上班,晚上天黑透了才坐着班车回到这间屋子。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就没有休息过——早晨上班走时,他趴在床边写作;晚上回来时,他还趴在床边写作。艰苦的条件反而激发了父亲的创作热情,在这间蜗居里,父亲几部小说的出版,使我们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搬进了蔡家巷一间比较宽阔的房子里,在靠墙的位置可以勉强给父亲放一张小型写字台,父亲就趴在这张写字台上完成了他的民国系列作品。
今年腊月,父亲已80岁了,不但坚持着自己的创作,还在为扶植更多的业余作者发挥着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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