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约精神注入现代活力

“蓝田乡约”的宗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说,大家要倡导善行,互相规劝过错,推行良序美俗,如果有人遇到困难,别人应当提供援助。乡村振兴离不开乡风文明,乡风文明自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礼法交融下的“蓝田乡约”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老百姓就已经过上了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生活,“农夫、山泉、有点田”曾是多少代人魂牵梦绕的桃花源。

古时,最基层的干部就是县太爷,乡村一级更多要靠“自转”,但与现代人的印象不同,那时中国乡村并不是一盘散沙、纯靠自觉。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话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古代,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相对闭合的小圈子,恃强凌弱、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事情自然少不了。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出了吕大防、吕大钧等吕氏四兄弟,他们有的身居庙堂高位,有的师从儒学大师张载,看到乡村的问题后,尝试用儒家精神来整饬乡风。“蓝田乡约”由此而来。

“蓝田乡约”的宗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说,大家要倡导善行,互相规劝过错,推行良序美俗,如果有人遇到困难,别人应当提供援助。只要认同这个宗旨,就可以签约加入,成为缔约人,受条约的保护和约束；当然,也可以随时退出。

“蓝田乡约”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吕氏家族发起倡议,明确了权利义务、赏罚措施、组织机构,细化到了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把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提炼为老百姓的行为准则,同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按蓝田乡约之制,凡一乡之人,都有权利加入乡约,入约与退约均凭自愿。乡约的领袖叫做“约正”,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由众人选举出德高望众、正直公道之人担任之。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换,只要是入约的乡党,都有机会当上“值月”,管理乡约。

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举行乡饮酒礼。乡饮不仅是联络众人情感、维系乡约认同的仪式,更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因为聚会的时候,将根据入约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恶行进行赏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聚会上提出来,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

古代的法律偏重刑罚,告诉人们什么事不能做,而乡约却告诉人们什么事应该做。更重要的是,乡约通俗易懂,没读过书的妇女儿童也能照着做,因此很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纷纷签字画押加入。推行一段时间后,不仅蓝田,连整个关中的乡村社会风气都为之一变。

《蓝田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它体现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

乡约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其核心是道德教化、乡民自治,钱穆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从那时开始,乡约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村庄流行起来,到明清时期,全国90%以上的乡村都有了自己的乡约。电影《白鹿原》中有一幕就是族人们齐聚祠堂背诵乡约的情景,而白鹿原正位于蓝田县。甚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也是受到了“蓝田乡约”的启发和影响。

传统文化里的正能量

现代社会是个工业化社会,走出乡土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必然选择。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撰写《乡土中国》时,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然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中国的根脉。乡村振兴离不开乡风文明,乡风文明自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提起儒学,许多人会想到士大夫和翩翩君子,殊不知,儒学本身就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的士大夫们最关注的就是“三农”问题,最大的理想就是“耕读传家”。

典型代表便是孟子了。两千多年前,孟子便已开展深入的乡土调查,提出了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看法。其核心便是发展农业经济,让生活在农村的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发展乡村教育,实现乡风文明、社会和谐。

诚然,乡村的面貌和经济结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孟子所描绘“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评价指标,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法生所指出,近代思想史的一大误区是将儒家道德与自由平等观念对立起来。“自由平等是政治观念,长幼有序是人伦道德,并不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到底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家族辈分上又不平等,我应该尊重他,给他鞠躬,让他先坐。”他认为,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否定人伦辈分的差异,进而否定一切传统人伦道德,会搞乱整个民族的思想价值系统。

以近邻韩国为例,它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儒家的敬老礼、敬师礼等保留完好,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韩国在东亚率先进入现代化阶段,因为没有全面否定传统,所以人心有所依托,现代转型也比较顺利。

受此启发,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学者的推动下,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的曲阜、泗水、章丘等地都在开展乡村儒学实验。讲国学、倡仁孝,村里的治安与村风往往会有明显改善。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其实并不存在鸿沟。从2016年开始,每到端午节,邹城唐村镇都会为65岁以上的老人举办“敬老幸福餐”,在村文化广场上搭起戏台、扎起凉棚,后生们将丰盛的饭菜端上桌,村里的乡贤和老人围坐桌前边吃边聊,年轻人则在一旁做好后勤保障。这种形式正是延续了《礼记》中记载的“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

可见,在重振乡风文明的路上,传统文化里还有不少可以借鉴的正能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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