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权伟
“只有把乡村教育搞好了,中国教育才能好。”蓝田县玉川镇教师吴西武说自己在农村从教几十年,这是他最大的一点感悟。这句话不难理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木桶原理一样,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教育也是,决定中国教育现代化程度的,取决于农村教育的发达与否。
明晰了上述的道理,便能够从更高的角度看待今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全面推广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推进基础教育发展,不仅将直接惠及全体中小学教师,也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起点公平。事实上,后者才是国务院此次发出“大礼包”中更深一层的涵义。要缩小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必须首先要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这样才能使发展更均衡,社会更和谐。
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老师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权重比之城市更甚。在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况下,教师除了教书之外,还在一定意义上担负了家庭教育者的角色。在一些偏远山区,老师们上完课后,还得为学生做饭。这些老师素质的高低,对于农村孩子所接受教育的上限具有更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城市老师的衡量标准去规定农村老师,那显然有些苛求。就好比评职称所需要的学术论文,城市老师可以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便利设施完成,而农村老师一是无暇去研究,二是也没有条件去做研究。因此,对于农村老师在职称评定上制定符合实际的标准,便是情理之中。
走得远,不能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我们在教师管理体制上的任何举措,都理应是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而制定。教师职称评定体系的设定,也是为了激励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一个能写出优秀论文的大学教授,和一个在乡村默默贡献一生的教师,二者绝不应该有人为设置的身份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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