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报推出深度调查家有“武疯子”你知有多苦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有大量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未被机构接管或收容，而这些家庭，一直承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无奈。很多家庭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不惜犯罪来获得解脱。《精神卫生法》进入立法程序，或许可为他们带来曙光。

“武疯子”伤人事件

2010年3月至5月中旬，江苏省常州市发生5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例如：3月15日，29岁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杨某将奶奶砸死；4月12日，邳州人衡某因“怀疑”邻居沈某等人辱骂他，持斧头砍死砍伤沈某家5人。28岁的衡某患有精神病。

2010年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发生凶杀案，造成9名师生死亡、多人受伤。而据当时了解，肇事者是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

2010年12月，宝鸡市陈仓区桥镇花园村一村民家遭“武疯子”袭击，一家4口1死3伤。

2010年9月，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一名“武疯子”将路人乱砍20余刀，致人重伤。

2011年9月13日，西安市民李女士在位于骡马市的兴正元广场逛街时，被一个“武疯子”（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砸晕。据了解，该患者已在此处多次犯事。

亲人弑杀“武疯子”事件

2007年4月20日凌晨，云南省会泽县一名精神病患者睡梦中被家人合力杀死。

2007年4月19日，44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国棉六厂工人王西宁因不堪忍受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经常伤人毁物，选择了将儿子顶入湖中溺死。当时，其子年仅13岁。

2007年8月11日，蓝田县一位叫韩西鹏的父亲杀死了自己有智障的儿子后，自杀身亡。

2010年7月13日晚，户县人李新年和二儿子李磊在家人的注视下，用绳子将患有癫痫和小儿麻痹症的大儿子李斌勒死。原因是，李斌经常殴打家人和外面的人，严重的暴力倾向让家人忍无可忍。

9月20日下午，陕西省合阳县和家庄镇西马村，曹茹萍看着儿子马颖伟唯一的遗照，泪如泉涌。

照片是10年前照的，照片上的马颖伟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清秀、帅气。那个时候，马颖伟还没有发病。

但后来，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马颖伟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倾向，经常对家人拳脚相向，甚至威胁到了家人的生命安全。

终于在2007年8月4日，忍无可忍的父亲马建军——一个在乡邻里口碑颇佳的小学教师——做了一个决定，“先下手除害”。就这样，马颖伟死在了亲生父亲手下。

含泪杀子：

实在被逼得没办法

曹茹萍说起丈夫的杀人动机，仍然坚持：“他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干出这样的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儿子，让儿子解脱，不再为病痛苦，这个家也不再为儿子受罪。”

教师马建军在接受审讯时交代，其子马颖伟患精神病，多年治疗一直没有彻底治愈。经常在家里殴打父母、姐姐，而出门在外更是多次伤人，惹祸不断。煎熬中，马建军突然产生了杀死马颖伟的可怕想法。

2007年8月3日晚，马颖伟叫父亲带自己到西安看病。次日早，俩人从村里坐车到合阳火车站。马建军对儿子说：咱到咸阳去逛一下。父子俩到了咸阳渭滨公园。当天下午在公园里划了一会儿船，傍晚在公园里吃了饭，后转到一个亭子边。

这时马颖伟又发病了，突然在父亲胸部打了一拳，并说明天早上拿石头把父亲砸死，然后拳打脚踢……过了一会看着儿子渐渐平静下来，马建军把随身携带的蛇皮袋子铺在地上让儿子睡下。这时马建军心里又泛起了那个可怕的念头。

他走出公园，在一家超市里买了把20厘米长的水果刀，沿原路返回到马颖伟睡的地方。他担心用刀子杀不死儿子，儿子反而把他杀了，又改了主意，决定用石头砸，这样儿子就来不及反抗。

他找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大约十几斤重。双手举起石头，狠狠砸了下去，儿子“哼哼”了两三声，他又砸了一下，人就不动弹了。他又掏出水果刀，在儿子身上猛刺了几刀。然后把刀子向南边扔到湖里，背着包走出公园。

曹茹萍至今还记得丈夫那一次回到家时的情景，当丈夫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时，她很难受，还不敢声张，只能压着嗓子哭，丈夫也陪着她垂泪。

后来，她慢慢缓过神来，指责丈夫狠心，不该用石头砸、用刀戳孩子，“哪怕你把他推到水里去都行。”马建军喃喃地辩解了几句：“我打不过颖伟，如果颖伟把我推到水里去咋办？”

一个多月后，马颖伟被害案告破，咸阳警方从西马村带走了马建军夫妇。奇怪的是，村民们除了叹息之外，多数人对马建军抱有深深的同情。该村村委会召开了有23名村民代表、8名村干部、102名党员参加的会议，请求依法从轻处理。

2008年3月，马建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马建军没有上诉。

4年之后，曹茹萍说起丈夫的杀人动机，仍然坚持：“他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干出这样的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儿子，让儿子解脱，不再为病痛苦，这个家也不再为儿子受罪。”

意外的解脱：

患者自己累死了

外人几乎无法想象家里有个被称为“武疯子”的亲人，对家属意味着什么。

相较那些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早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而言，市民王先生遭遇的一件事情则一直让他心中五味杂陈。

王先生有位朋友10年前因身患精神病被工厂开除，家人将其领回老家扶风。几年前他曾经去看望朋友，朋友经常在家里打人、乱砸东西，把家里的水泥地面撬开乱扔。

患者本人处境凄惨，家人也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患者年迈的母亲悄悄告诉王先生，“家里实在受不了了，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有次母亲给儿子吃了大量安眠药，想着就这样让他“走了”算了，不要再害人害己。谁知儿子吃了安眠药后嫌苦、恶心，居然吐了，母亲又心疼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先生得知，那个身患精神病的朋友已于2009年去世，据当地村民说，死者虽然有精神病，但去世前身体还是很结实。去世的那一天，家里只有母亲、弟媳和一个年幼的侄子。有村民曾去给死者理发，据说发现死者口鼻流血。其母对外人说，儿子是累死的，发病之后在家里一直折腾，还摔伤了，最后活活地把自己折腾死了。

对这件事，尽管有一些传言，但村民们也不愿去猜度和追究，“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再说家属也太可怜了，不管怎样也总算是解脱了”。

外人几乎无法想象家里有个被称为“武疯子”的亲人，对家属意味着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陕西省曾连续上演了3起杀子悲剧，这3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遇害者都是精神病患者。

2007年4月19日，44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国棉六厂工人王西宁因不堪忍受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经常伤人毁物，选择了将儿子顶入湖中溺死。当时，其子年仅13岁。

2007年8月11日，蓝田县一位叫韩西鹏的父亲杀死了自己有智障的儿子后，自杀身亡。

即使用最惨绝的极端手段获得了所谓的“解脱”，但整个家庭仍会长久的背负精神之痛。

马建军服刑的监狱距离合阳有数百公里，曹茹萍身体不好，已经很久没去看望丈夫。倒是女儿去得多一些。前一次见面，女儿觉得父亲精神状态不错，似乎胖了一点。父亲原来在监狱的老残队服刑，给犯人们代课、扫盲。但前不久他主动要求调去参加劳动，这样能够多挣工分，争取减刑。

女儿说，这些年去看望父亲，或者父亲从监狱里打电话回来，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从来不提弟弟马颖伟。“我们希望父亲能够把这件事忘了，当然这根本不可能，我们只能尽力避免提起这个话题。”

家属呼吁：

我希望得到政府帮助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

2010年6月12日，河南驻马店21岁的王春辉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帖子称：“我们作为精神病人家属，深受精神病的危害，精神病人轻则毁物打人，重则杀人强奸。当家人承担了自己的监护义务之余，国家是不是应该考虑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谁来捍卫，因为精神病人发起病来是六亲不认的。我恳求天下有识之士帮帮我，让国家建个精神病人收容所吧”。

从13岁开始，王春辉就多次目睹患有精神病的父亲闹事打人，把好好一个家搅得再无安宁。年轻的他竭尽所能想要撑起整个家，但感觉非常吃力。对于今后的人生，也悲观不已。

大约一个月前，父亲又发病了，举起板凳就砸断了母亲胳膊。受伤的母亲只好去了郑州，跟女儿一起住。

由于曾多次陪父亲住院治疗，王春辉认识了很多精神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了解到他们和自己一样纠结无奈。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这就是我在网上发帖子的原因。”王春辉说。“然而事实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得到过，我也一直在关注和等待《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但至今还是失望。我希望国家能够建立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看着父亲，管他吃喝，这样，我才能腾出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打算。”

帖子发出后，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偶有回应，也是和他有同样境遇的人。

王春辉并不了解，其实对于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曾经想过一些办法进行管治。

1987年12月，国家公安部治安局在天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会同卫生、民政等部门加强管理。

随后，一些省、市公安机关报请政府批准，在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步建立了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统称为安康医院。

“安康医院”：

数量少且面临资金困境

西安市安康医院平均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治疗费用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数字，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最初全国只有16所安康医院。不过，安康医院发展到今天，全国也只不过只有23所。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全国大中等城市，都得设立安康医院，以收治周边地区的具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但由于限于财力，好多地方都没有设立安康医院。

以陕西为例，只有西安有一所安康医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下属的一所国家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双重职能。其服务对象一是来自公安机关的送治病员，二是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收治公民、法人送治的病员。

据西安市安康医院政秘科科长张小甫介绍，该院共有180个床位，目前共收治70多名精神病患者，其中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肇事肇祸的患者有40人左右。

在这里接受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主要都是一些严重肇事肇祸的患者。

据介绍，沈某1969年患精神分裂症，经常打骂亲人，其父母不堪忍受折磨，服毒自杀。他1981年结婚，次年的一天深夜，他趁妻子熟睡时，用凳子将妻子打死，当时妻子尚有7个月的身孕。后来，沈某被单位送到咸阳社会福利院接受治疗，1983年出院。

不久，沈某又在其家门口无故打死一过路老人，又被单位送院治疗，再次出院后，1988年，他和一名女士同居，时隔一年，又是晚上，他用铁锤打死了该女士，同时遇害的还有这位女士12岁的 孩子。

1989年，沈某被送到安康医院强制治疗。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15年。2004年过世，时年54岁。“幸亏沈某是一个正式国家职工，其治疗费用都由单位掏钱。如果是普通人，光治疗费就把家里压垮了。”一位医务人员感慨。

据了解，该院平均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治疗费用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数字，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来自蓝田县的周某是个农民，2000年患精神分裂症，经过多次治疗，由于家庭困难，没钱了就出院，病情断断续续，经常反复。

2005年4月19日，周某怀揣西瓜刀来到村小学女厕所，本意是要杀死一个女娃，后来又觉得杀死女娃没意思，就跑到男厕所，毫无原因地砍死一名9岁男孩。又把尸体拉到厕所门口，在肚子上不断踩踏；被抓后他说：想和某某人结婚，必须要砍死一个人才行，否则就结不了婚。

2005年7月，经过了司法鉴定的周某被送到安康医院治疗。据医生介绍，目前周某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整天喊着要回家。但其唯一的家人也就是他的母亲表示：“他要是回来，我就活不成了。”并表示自己无力看管、供养他。周某也只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按照西安市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其监护人负责；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能力的，由政府负责。西安市政府每年给安康医院有40万元的行政拨款，但是这笔款项，与实际需要尚有较大差距。

《精神卫生法》：

只要有就是进步

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实际上，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酝酿多年后，终于正式列入立法程序。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网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许多媒体把焦点对准“能否杜绝被精神病”，但对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患者家属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该草案透露的其他信息，而这才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

如草案首次明确精神卫生工作的政府责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家有精神病人不再只是家属自己的事，有权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居委会、村委会、患者所在用人单位等应当依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监护人的请求，对监护人看护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病人的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保，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在地政府应对其参加基本医保给予资助。通过医保支付后仍有困难的，或不能通过医保支付的，国家给予救助。

9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专家指出，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草案对此虽有所规定，但可操作性仍不是很明确。对社会普遍关心的“被精神病”问题，规范了适用程序，包括诊断时间、诊断医生人数等，但未涉及司法介入问题，而在国外强制送院需要法官、律师、患者代理人、精神卫生专家等组成精神卫生法庭共同决定。

此外，在我国，由于技术水平和各种原因，精神病治疗80%需终身治疗，费用高昂。草案规定稍显空泛，建议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方式，治疗费由政府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家属只负担生活费更适宜。

尽管各方还有各种期望和看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精神卫生法》终于即将走上前台，对于成千上万的王春辉们来说，“有了法就是进步，家属就有个靠头，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想那些不该想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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