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经历了30年风吹雨淋的老房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站在这堆废墟之上,我感慨万千。
1974年,我们一家5口住在仅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姐姐已经13岁,哥哥8岁,我4岁。母亲每天都拖着多病的身体上工,从未落下一天。一天8分工,折合人民币5分钱,只够买一根冰棒。我们户县涝店公社三过大队第一生产队因此就有了一个绰号“冰棍队”。
父亲是队上的饲养员,看着我们姐弟一天天长大,他内心很着急。这样一天一个男劳力只挣6分钱,要盖一座房子需等到何时呢?一天晚上,他和在油灯下纺线的母亲商量了一宿,最后决定到斗门沙场下苦力。据回来的人讲,那里的劳动量极大,加大的车厢可以装上0.3—0.4方沙,从沣河河床拉上岸。父亲觉得累是累,但能挣到钱,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
那一年夏天,天气酷然,沣河断流,父亲每天头顶烈日。汗水流到眼里,火辣辣地疼,但他无法擦拭,因为车子正行进在上坡路上。这样艰难地劳动了三个多月。父亲回来了,他的背被晒得黝黑,右肩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印记,胳膊正在脱皮。父亲拿回了100多块钱,那是我小时候见到最多的钱。我们全家人轮换数钱。那激动的眼神,那合不拢的嘴唇,那笨拙的数钱姿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两位老人辛劳了3年,1977年春天我们家的新房开始动工。三个月之后,一个土木结构的房子建成了,但由于资金短缺,上面没有瓦,而是借别人家的小瓦摆在上面。也就是那一年,17岁的姐姐固执地要回生产队务农,要帮父母还盖房子欠的外债。父母和姐姐通过两年的努力,房子彻底建成,债务还清。
20年后,我工作了,在县城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我多次劝说父母住进县城,享享清福,而他们总会以住不惯为借口推托。那个老房子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还用白土把它刷两回。虽是土房,但她把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父亲在前院种了大片花草,后院种了大片蔬菜。
现在,哥哥已在老房子的位置上,盖了三间两层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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