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红烧肉

□张新龙

我的老家在高陵县（今高陵区）通远镇西苏村。父亲是村里的能人，他有句口头禅是：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在吃上，我家似乎没有作难过。我很小就会拿油勺炸鸡蛋，用铁锅炕油馍偷吃。后来，干脆自学了个厨子。这皆源于自己爱吃，爱在锅上“挖抓”。

1976年冬，高陵县对泾惠渠的二干大渠进行全线整修。因为我有厨子手艺，就被派到食堂做饭，没上渠拉土、打夯。西苏村的食堂在县城西八里南史村的丁字路口，是用玉米秆梱梱子围的墙，搭的顶。

西苏村那时候在高陵县是摇了铃的好村子。民工一上工地“南二干”，一个副队长坐镇，村里一个星期杀一头猪，供灶上吃。就为了这吃，社员抢着上“南二干”。说实话工地上油水大，再加上每天有五分工、半斤粮的补贴，真真是一份美差。

经过二十多天的大干快上，西苏村修渠的工程进度在公社拿了个头码，受到了表扬。队长一高兴，杀了两头猪送到了工地。这一碗红烧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那天中午的主菜是红烧肉。一口大锅里半锅酱红冒泡的红烧肉，叫人看了都眼馋得流口水。开饭的时候，大我两岁的羊娃突然说，这红烧肉他能咥一碗。这时就有人起哄打赌，一会儿就有十几个人掺和进来。大家说，羊娃如果能将一碗肉吃完，他们每人给羊娃买一盒“大雁塔”烟。如果吃不完，羊娃买五盒“羊群”烟给大家抽。羊娃同意了。

打赌的事说定了，掌勺的当然是我。那时工地吃饭的碗是队上统一购置的，是一种很大的搪瓷碗，很是能装。现在想起来，那一碗肉带汤怎么也在三斤多重哩。我就拿起大铁勺，美美地舀了三勺子肉，吆喝着大家看，看到满满的肉几乎要溢出来了，大家说可以了，羊娃也说可以了。我把碗递给了他，大家围着他看。

羊娃吃得真香，核桃大的肥肉块块子，嘴里能填三块，咬得紧了嘴角直往外喷油。当他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拿眼直瞪我，就像肉凝冻在了喉咙眼。我心里明白，他是咽不下去了，太肥太腻了。这怪我舀肉时做了手脚，勺就没往锅底伸，全部舀的是上面浮油中的肥肉。俗话说，“稍后稍后，锅底有肉”，那是瘦肉，而上面的肉多是肥肉。羊娃终于没有吃完，给大家买了一盒“大雁塔”，大家也没有硬叫他买五盒“羊群”。那天晚上，羊娃回了一趟家，应该是把未吃完的肉带回了家。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偷偷问他把剩下的肉送回去给媳妇吃啦，还是给他大（指他爸）吃啦，羊娃踢了我一脚说，少啰嗦，我大说你做的肉就是香。

现在想起来，羊娃吃肉打赌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个年代一户农民一年能吃几斤肉啊，就是养头猪，也要拉到收购站卖掉换上几张票子。平时花销，农民哪儿来的钱？就是卖牲口换票子。西苏村还算好，有粉房、油房、猪场、窑厂。粉房能供猪场养六七十头猪，油房留的花皮能养四五十头牲口。西苏村有养猪场做垫底，几乎每年清明、端午、八月十五、年上都杀猪，村里每人一斤二斤地都分过，所以每年都有多次见荤的机会。但是羊娃家里成份高，分的肉不是血脖子，就是下摆子，就这有时候还不能按人头分，只是象征性地给上一斤半斤的。他通过打赌吃肉，虽然吃得自己难受，但也给家里人享受了一回吃肉的机会。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羊娃在前两年也因病故去了。他打赌吃红烧肉的事我一直记着，这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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