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 周 荣

唐武德元年五月甲子日，公元618年6月18日，唐高祖在长安城即皇帝位，开启了享国289年的大唐王朝。唐高祖以后唐太宗、唐高宗、武周、唐玄宗相继开启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和开元盛世。当时的中国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出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此外还有骆宾王、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等一大批伟大诗人，书法家褚遂良、颜真卿，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代表性人物。

唐朝全盛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均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中的东方大国。盛唐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统治者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宗教、经济、建筑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很大的影响。

在科技方面，唐时东西方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交流非常频繁，有大批的外国历法和天文学家流入中国，对中国的天文历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流入中国的历法最重要的有《七耀历》和《九执历》，这两部历法均来自于天竺。在医学方面，唐朝在不断收集外来药物的同时，还向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等地输出中国的医药技术。

在艺术方面，到了唐代，西域文化影响之所及，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宫廷贵人穿胡服，学胡俗，食胡饼，听胡音。当时的长安，胡商、胡姬云集，胡舞、胡乐成为时尚。

唐时中外交流重要通道之一的丝绸之路沿线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丝绸之路依然承担着联通东西的作用，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就是对当时盛况的描述。

长安是大唐盛世文明的中心，声名远播西亚乃至东欧。当时的大唐呈现多元包容的国际气息。大唐开元年间，日本留学生、学问僧、新罗贵族子弟大量入唐留学。唐朝为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立“宾贡科”，以此召取汉学优异的外国士子入仕为官，譬如新罗崔致远、日本阿倍仲麻吕等。

大唐王朝把大量国内的物资集中到经济中心—长安，并通过丝绸之路对外输出。大唐王朝的繁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都城长安的繁荣。根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唐长安城周长35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同时代的城市相比较，仅从城市面积来看，是洛阳城的1.8倍，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7倍，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的2.7倍。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更超汉长安城，商旅如云，走卒贩夫充斥大街小巷。长安城里的东市和西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区。清人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称：“（长安东市）财货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的商铺最少也有六万家，西市的规模比东市还要大，东西两市中，有大量来自大食（阿拉伯）、波斯以及西域各国的商人，也就是所谓的“胡商”，他们几乎垄断了珠宝、珍玩以及香料等行业，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李白《少年行》就有“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唐代王朝利用漕运把全国最富庶的江淮一代的财富源源不断输往长安，广运潭一次就停泊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船300余艘，非常壮观。唐代构筑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把物资运到长安后，再通过这个交通网络输送到全国各地。同样，这个交通网把全国的物资集中到长安，然后西行，在悦耳动听的驼铃声中，穿越浩瀚的亚洲腹地，运往地中海的东岸。

大唐盛世文明中的西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城市。唐长安城中建有景教（基督教分支）、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多处，这是当时中国任何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西安碑林博物院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直接见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大量佛教典籍，使唐长安城变成了一个翻译中心，玄奘在大慈恩寺、义净在大荐福寺主持的佛经翻译工作，影响深远，作为当时宗教文化交流中的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兴善寺今天仍然是国家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在唐代，长安城中外籍人口的比例超过5%。据《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和唐朝有往来关系的亚欧国家和地区超过300个，唐朝政府专门设立了三个机构管理对外事务。大量外国人的涌入，深深影响着长安居民的日常生活，胡饼、胡服、胡饰、胡语成为长安市民的生活元素。1955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了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一枚，1957年在张家坡出土了刻有萨珊王朝末帝卑路斯头像的银币一枚，此外在西安还曾出土过阿拉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出土量之大、品种之繁多，在各大古都城市里极为罕见。昭陵陵前有14个石刻王宾象残石，乾陵前尚存61个石刻王宾象，有力证明了唐长安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在西安西郊何家村出土的首饰盒的盒盖上，有翼狮和翼鹿的纹饰出现，这是波斯萨珊时代的风格。法门寺出土的大量玻璃器皿，都带有伊斯兰早期风格，无疑是阿拉伯帝国的产物。1985年2月在长安区大兆乡曾经出土过唐代黑人男陶俑，以唐长安为背景的唐代文言小说《昆仑奴》中甚至还有黑人的文学形象出现。

长安，是唐代中国的盛世源点，大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伟大的历史铸就了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迎来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西安必须把追赶超越定位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不负期望，为伟大时代作出西安贡献。

（作者系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特聘专家、市社科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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