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托育服务需求稳步提升，但规范发展程度有待提高，监管法规亟待调整完善 托育机构能否实现“幼有所托”？

聚生泰托育园的保育人员开展保育活动。（钟志丽供图）在市润知托育园，在托育人员指导下，家长和孩子一起玩亲子游戏。 梁少芬 摄藤县诺森堡托育园中央城总园的托育环境布置符合托育规范。 梁少芬 摄

本报记者 梁燕如 通讯员 谭建幸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0-3岁孩子的托育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教育话题之一。托育机构的出现和兴起，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不少家长的焦虑。

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统计显示，截至5月中旬，全区完成备案的托育机构共63家，其中梧州8家。梧州已备案托育机构数量排在全区前列，仅次于南宁市、桂林市。

那么，梧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现状如何？是否能满足市民的需求？他们的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连日来，记者走访监管部门、相关机构，采访婴幼儿照护服务业内人士，对此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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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需求 稳步提升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家长把3岁以下婴幼儿送到托育机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的家长是没有时间带，聘请保姆、阿姨等专门看护费用高；二是由家中祖辈隔代看护，容易引发隔代教养出现的问题和家庭矛盾，还会对祖辈休息和健康有所影响；三是家长认为托育机构的集体生活等优势能给孩子带来好处。

市民李阿姨住在吉祥路，她的孙子快两岁时入读托育机构。“还没到托育机构的时候，孩子不爱打招呼，现在话多了起来，运动能力明显提升。”李阿姨说。家住三龙大道的市民凌女士工作较忙，家中长辈由于身体欠佳没办法帮忙照看孩子，她便把两岁半的儿子送到自家附近的一家早教中心。她认为，早教中心填补了孩子上幼儿园前的管照空白。

把孩子送去托育机构或早教中心进行照护，李阿姨、凌女士不是孤例。市卫生健康、教育部门相关人士分析指出，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落地实施，年轻的父母及家中长辈管照婴幼儿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使得托育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更多人追求更科学、更健康的养育指导，也催生了形式多样的托育机构。

据介绍，托育机构是指经市场监督等有关部门注册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照护服务的机构。市卫生健康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49家（大部分为早教中心或私立幼儿园转型的机构），可提供托位3779个，较2019年翻了一番；全市入托婴幼儿3320名，托位使用率达87.9%，比2019年提高44.8%。相关数据的大幅提升，说明托育市场需求量稳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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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发展程度 有待提高

在托育机构蓬勃发展的当下，一组数据引起大众的关注：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包括“托育服务”内容的机构达121家，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机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而经过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机构只有8家。

据悉，卫生健康部门是托育机构的牵头主管部门。通过卫健部门备案，意味着相关机构的卫生、消防、保教队伍等各方面条件符合规范。而备案率偏低，从侧面反映出托育机构不愿意主动接受监督、规范发展的程度有待提高。针对此情况，记者探访了部分早教、托育机构，重点了解家长最关心的师资、校园环境、安全、收费等情况。

5月18日12时许，记者来到三龙大道某小区临街商铺二楼一家早教加盟机构。记者上门时，该机构门前没有安保人员值守，前台也没有接待人员。在门前等候时，记者透过玻璃门看到一名男童独自在大厅跑跳，两位年轻老师站在教室里，许久才发现男童，并将孩子带回教室。随后，该机构员工发现门外等候的记者，便通知中心负责人出来接待。一名负责人带着记者参观园区环境时，记者没有看到机构悬挂出营业执照、加盟许可证、备案通知书等证件。

5月18日16时许，记者来到迎宾路一家早教加盟机构，该机构的保健医生接待了记者，并带记者参观园区环境，介绍招生情况等。由于看到该机构门前贴出的招聘广告，记者问起师资队伍建设时，该教职人员表示，主要招收艺术院校毕业学生、幼教专业学生等。但记者没有看到目前教职人员的简介，该名教职人员对此表示，没有想到要公示教职人员信息。据部分家长透露，有的托育机构由于薪金较低，老师的流动性较大，这引起了家长的不安。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梧州市不少早教中心均提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对此，梧州市一名从事托育服务的业内人士指出，2016年前后，梧州市已出现托育服务机构。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没有“托育服务”这一项内容，部分机构便将经营范围便设定为早教。该名人士指出，作为加盟机构的早教中心，执行总部输出的教材、幼儿发展成长评价等，具体的婴幼儿照护工作需要依靠经验积累。

值得注意的是，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并没有早教中心的监管依据，因此不承担监管职责。而市场部门只核准发放早教机构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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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法规应 及时调整完善

“新事物出现后，监管法规会因应新事物发展变化逐步调整、完善。”梧州市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是说。这也揭示了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的监管发展现状。

记者查阅有关材料获悉，2019年，国家、自治区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先后下发；2020年9月，《广西托育机构设置与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出台实施；2021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出台《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

至此，托育机构“谁来管”“如何管”等工作有了法律支撑，卫健、教育、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均承担其相应的监管、服务职责。托育机构“怎么办”也有了权威的专业指引，相关法规政策从机构场地要求、名称、从业人员资格、班型人数、师资配备比例、保育要点等重点方面均提出明确要求。

“托育机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太需要政策支持、部门指导了。”梧州市聚生泰托育园负责人钟志丽说，“只有在政策轨道内运行，我们的保育工作才安全。”聚生泰是梧州市已备案的托育机构。近日，钟志丽把《托育机构备案回执》，连同营业执照、小餐饮登记证、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告、消防验收备案凭证、教职人员简介悬挂在园内最醒目的地方。

薄薄的几张凭证，却是转变群众传统观念的有力工具。长期以来，托育机构和早教中心由于环境布置、教学内容大同小异，群众看不出差别，便得出“相关机构环境差不多、保育教育都一样”的评价。公众的评判，一方面打击了相关机构正规合法办园的积极性，也使得托育市场有了鱼目混珠的空间。

部门也着力为合法规范的托育机构正名。日前，自治区卫健委在官方网站统一公布全区取得备案资质的托育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为公众科学选择托育服务提供了指引。下一步，市卫健部门也将定期向社会公布经过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托育机构。

“但是，托育机构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教育、卫健部门和相关托育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

统计显示，2020年，全市活产儿36000多人，约是全市目前可提供托位数的10倍，巨大的托位缺口仍然有待填补。而3岁以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主要面临机构数量少、行业标准缺失、服务人才缺口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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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推动 健康发展

近期，聚生泰保育园一名保育人员辞职了，钟志丽立即多渠道发布招聘信息。“托育专业人员太难招了。”钟志丽感叹到。同样的感叹，记者从多名业内人士口中都能听到。专业保教人员稀缺，也成为掣肘托育机构专业化发展的障碍之一。

此外，收费也是公众关注一个焦点。目前，托育机构相关管理办法只明确规定“实行明码标价，自觉规范收费行为”，政府并没有划定指导价。记者所走访的部分托育机构和早教机构中，没有一家机构主动公示收费信息。

针对托育机构面临的发展问题，梧州市各部门在积极破题。目前，市发展改革委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进普惠托育服务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申报工作。2020年，梧州市争取上级资金420万元，改扩建5个普惠托育机构；2021年，梧州市筛选了30个托育项目参与上级普惠托育项目申报。

现在，市卫健部门正指导市妇幼保健院加快筹建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保育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指导，引领行业规范发展。在社区“儿童之家”，市卫健、妇联等部门与社区联手，盘活社区场地资源，引导已备案的托育机构进社区开展托育服务，推动托育服务更普惠、更便民。其中，长洲区三祺社区“儿童之家”托育服务已有成功实践。

在保育专业人才培育方面，梧州职业学院、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已经增设婴幼儿托育服务和管理专业，两家学校相关专业的计划招生人数约400人。此外，卫健、人社、教育等部门和高校通力合作，在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认定基础上，共同开办育婴课程和实训基地，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入职技能培训、职业能力认定、入职后的技能复训等，培养更多专业人才。走访中，记者也发现，部分托育机构建立员工学习深造的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学习掌握专业保育知识。

“我们也在努力挖掘优质托育服务资源。”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负责人说。她指出，梧州市部分早教机构的基础条件较好，具备转型发展托育服务的能力。卫健部门将加大对这部分早教机构转型升级、规范发展的引导。事实上，2021年广西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宣传月活动的举办，促使梧州市不少早教中心意识到规范发展的必要性，也调动了一部分早教中心转型发展的主动性。近来，数家早教中心向卫健部门提交了开办托育机构的备案申请。

相关人士指出，托育机构纳入监管体系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仍需要监管部门科学管理、正确引导，以及公众的理性选择，惟其如此方可推动相关机构往更健康、更有序方向发展。

记者手记：

让托育机构健康发展

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对此，我们既要接纳其存在、其发展，但也绝不能“放任不管”。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托育机构、早教中心抓住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挂靠一个个“国际领先”“全球首创”的名目，推出一套套名目繁多的功能性课程。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操作”，目的也在于抬高保教费。

先不论保教费用高低，关键先得看值不值。这一系列功能课程的教学质量如何？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产生多大作用？既缺乏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公众也没有量化的指标进行评判。如果家长只能依靠对孩子成长发育的感性认识来判断课程优劣，既缺乏说服力，也难以服众。毕竟，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快慢有别、各有特点。

部分早教中心转型成为托育机构、规范化发展的意愿很大，但也存在担忧：托育机构与幼儿园、中小学校不一样，目前仍缺乏政策补助。而高昂的场地租金、教职人员工资等营运支出，使其不得不设定较高的保教费，方可平衡收支、维持营运。有业内人士坦言，收费标准的不统一，“低价抢生源”便有可能发生，不仅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也将威胁到婴幼儿的保育质量。

凡此种种问题，均需要监管部门主动为之、创新为之，既保护托育机构规范发展的积极性，也充分保护公众科学育儿的正当权利。 （梁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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