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珍于指掌——《柳州古代文化风情录》七笔

《柳州石刻集》封面宋太宗赵匡义题“精忠”榜书，原藏真仙岩，已毁宋元祐七年（1092）重九日曹现游立鱼峰题名

●刘汉忠

笔者曾有《“迷失”了的柳州石刻》一文（见《南国今报》2013年12月9日），谈到柳州古代石刻的状况，担忧有之，期望亦有之。林林总总的石刻犹如时限上下千年、内容蕴含丰富的一部文献总集，虽然看似芜杂，实可谓山珍海错。然而，摩崖刻于山壁水涯，碑石散存遗址田畴，过去时代的墨拓手录，传承维艰。将石刻图文汇集一编，案前能随时品赏、研究久为学者的期望，也是文化保护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前段时间，随着《柳州石刻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柳州古代石刻的风貌得以散珍聚于指掌间，易于阅读欣赏。集中收录遗存石刻旧拓片大多拓印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原石已损毁或散佚，因此旧拓成为研究或复刻的惟一依据。即使原石现存的也往往出现文字漫漶、残损等情况，旧拓片也就多有校勘补遗的价值。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石刻漫漶日趋严重，而且最终随时间的流逝而走向灭裂的情况之下，将它以影印方式存真于册本之中，这也是对文物古迹的一种保护措施吧。从这些石刻图影之中，分明可以看到柳州古代历史的一段段片羽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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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传承

历史上，柳州的石刻一直是地方史志所注重利用的重要文献。其利用方式为拓印或抄录，并以编刊入集得以传承。一些重要的石刻因为原石毁佚，借此得以保留文字，徐霞客《粤西游记》记录的融州知州胡邦用《真仙岩诗叙》、明代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这两篇石刻诗文就属于此种情况。嘉庆《广西通志·金石略》（辑录石刻至元代）以拓片为依据考录使文字存真尽可能得到保证，且对考察石刻佚存提供重要的依据。其中辑录真仙岩南宋隆兴元年（1163）张说诗、庆元四年（1198）锜游观题名、绍定元年（1228）创置融州贡士库记、德祐元年（1275）刘子荐诗，也都是原石佚毁，通过拓印而留下了孤传文献。

石刻拓印对石刻文献的传播意义重大。传拓过程的艰辛，徐霞客在真仙岩释读、拓印碑刻有很详细生动的记载：

二十九日，搜览诸碑于巨石间，而梯为石滑，与之俱坠，眉膝皆损焉。

七月初一日早起，以跌伤故，姑暂憩岩中。而昨晚所捶山谷碑犹在石间，未上墨渖，恐为日烁，强攀崖拓之。甫竟而参慧呼赴晨餐，余乃去而留碑候燥，亟餐而下，已为人揭去。先是，余拓左崖上《老君像碑》，越宿候干，亦遂乌有。至是两番失之，不胜怅怅。盖此中无纸，前因司道檄县属僧道携纸来岩拓《元祐党籍》，余转市其连四陆张。拓者为吏所监督，欲候《党籍碑》完，方能为余拓韩忠献大碑，故栖迟以待。余先以余闲取一纸分拓此碑，而屡成虚费。然碑可再拓，而纸不可再得，惟坐候拓者完忠献大碑而已。是日僧道期明日完道碑，初三日乃得为余拓，而韩碑大，两侧不能着脚，余先运木横架焉。

初五日，吴道与境禅之徒始至，为拓韩碑。其碑甚大，而石斜列，余先列木横架，然犹分三层拓，以横架中碍，必拓一层解架，而后可再拓也。然所拓甚草率，而字大镌浅，半为漫漶模糊不清，余为之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而终有数字不全。会拓者以余纸拓《元祐党籍》《老君洞图》与像。下午，僧道乃去，余润色韩碑抵暮。

徐霞客搜览名碑梯滑坠岩而“眉膝皆损”，拓片被他人揭去“不胜怅怅”，为拓碑而“运木横架”。这些，正是古代文人艰辛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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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规模空前的石刻展览

1935年1月11至25日，胡适应李宗仁邀请有广西之行。他在考察桂林、柳州等地的古迹时，特别留心摩崖碑刻，曾经在日记中有感而发：“广西现有博物馆，设在南宁。我们盼望馆中诸公能作系统的搜访，将各地的古石刻都拓印编纂，将来可以编成一部‘广西石刻文字\’，其是必有不少历史的材料。”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因顾虑战争对文物的损坏，于1940年起由林半觉先生负责进行大规模的拓印：“蒐讨广西石刻拓本，筹编广西西刻志，冀存一部粤西史迹，六年来获墨拓一千八百余种，凡三千余帧”（《广西石刻展览始末》）。原拟于1942年举行展览，因日军空袭不停无法举行，随后广西沦陷，拓片辗转迁移，最终得以保存，并于1946年举行空前规模的展览。这年9月9日，“广西省历代石刻展览会”在桂林师范学院举行，展出石刻拓本共计319件，分为刻石、碑碣、浮屠、造象、摩崖等五类，其中柳州、融县两地的拓片就有63件。展览会评议会组成时，聘请封鹤君、梁岵庐、任中敏、陈竺同等人为评议委员。《广西日报》为此次开辟特刊专版。12月11至13日在柳州举办为期3天的展览。次年元月在南宁、梧州展出。流动展览在途经的上林、宾阳、永淳、横县、贵县、平南、藤县、兴业、玉林、北流、容县、岑溪各地时也分别举行。广西石刻文物大观，以此为盛会。《广西石刻展览特刊》收录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徐悲鸿等人为展览会的题词和来函，以及各位学者对广西石刻的介绍考证之文。胡适致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信中提到“昔年遍游桂林、阳朔、柳州诸岩洞”，又再述愿望：“昔年遍游桂林、阳朔、柳州诸岩洞，最萦念于《元祐党籍》两碑，与张孝祥、张栻、范成大诸公题字，与狄青平蛮碑。甚盼省府能利用今日摄影新法，早日编印成书，以饷全国学者。”此议可惜仍然未能实现。所幸的是当年的墨拓大多保存至今，否则立鱼峰和马鞍山、真仙岩被毁损的石刻珍品，不仅不能见其面貌，且不能知其名目，遗憾何止是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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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的解读

柳州区域的古代题刻以文人诗文，咏题山川胜迹和风物景观为主要内容。以时代而言，宋、元时期题刻的文献价值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典籍中那个时代有关柳州地方文献史料相当少见，而题刻鲜明反映社会生活的特征则更是珍贵逾常。

两宋时期朝廷留心经营广西，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两宋之交的大迁徙浪潮，这里成为文人官宦寓居之地。柳、融文化风气兴盛，从摩崖碑刻大量出现得到印证。文人士夫待遇优厚，休沐宽闲，撰作诗文，研书作画。每于悠游山水佳胜之处，逸兴湍飞而铭记满壁。这些闲情怡然的游赏之情，不仅前代所未有，后来元明清各朝无论数量，或情辞文采都视之不及。

宋代的题刻反映出宋代柳州区域禅宗文化的兴盛。当时柳、融之地，山林胜景不论近州治或僻远之区，如灵泉寺、卧龙岩、高岩、真仙岩等处的开岩摩崖，多出禅悦文人之笔。他们或寄居僧舍，题咏留连之诗文多与参佛相关。但是，因为文献传承的断层（宋、明旧志无传本），这些寺庙的兴立、僧释人物之行迹大多未见于晚近史志典籍，或记载缺略。

石刻的地理分布也鲜明反映文化格局演变和兴衰的痕迹。融水刘公岩在宋代开辟之后为风景禅林，极一时之盛。经元代入明而久已荒芜不堪，行人绝迹。徐霞客考察此地，读“刘公岩碑”而感叹“此洞之始，其开道建阁，极一时之丽。而今乃荒塞至此，益慨融之昔何以盛，今何以衰耶。”风物景观的兴衰映照出文化和经济的变革。柳州马鞍山题刻以仙弈岩出现最早，始于北宋初，显然是文人士夫追寻柳宗元《柳州近治山水可游者记》的结果。延至南宋、元代，内容都是游览题记。至明代，仙弈岩久已人迹罕至，以至徐霞客考察时未能涉足。西麓题刻多与天宁寺（又名灵泉寺、报恩光孝禅寺）修建、佛事活动及士大夫禅悦生活相关。梓潼岩周围的南宋赵兴霦《仙人棋枰诗》、方信孺“钓台”“白云洞”题刻仙人迹等民俗传说有关。至明末清初，这里仍然有与“仙人棋枰”相关唱和的题刻。“开化洞”题字和纪事文，事涉梓潼神供奉。立鱼峰题刻始自北宋，历各朝都有，至今不竭。驾鹤山摩崖始于南宋之初王安中开辟“驾鹤书院”，随后留题者多以追慕前贤踪迹而至。远离州城的陆道岩早在宋代就已开辟，在明代也成为荒凉的榛莽之地。就地理分布而言，石刻作为时代的文化标记，它的分布和兴衰都是颇有意趣的课题，当然也必须是集合研究才得以真正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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