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变幻，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不断被改变，生活方式已深度本地化或西化，但是，当地仍有一些华人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六堡茶 乡情缕缕割不断　茶香袅袅入梦来

采写：本报记者 苏爱清 杨麦龙天传摄影：本报记者 苏爱清（除署名外）

南海九月，已近仲秋，但印尼爪哇岛上的气温依然很高，午后走在雅加达的印尼华人文化公园里，身穿一件单衫仍大汗淋漓。

可与这气温比肩的，是60岁的印尼客家博物馆执事经理周树兴高涨的热情。周树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见到我们，他兴奋不已，特地推开其他工作，带着我们参观各个展厅，并进行详细讲解……

矿工爱喝“南邦茶”

印尼客家博物馆伫立于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楼造型的三层建筑。此馆虽名为“客家”，但华人在印尼地区的历史活动足迹，以及华工“下南洋”到达印尼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馆内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国，自古以来，每当时局更替，不堪动乱的民众都会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和避难的首选之地。据《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记载，17世纪以前，印尼所属的西婆罗洲已经有大量华人居住。到了18世纪末期，移居西婆罗洲坤甸地区的华人更是建立起了“兰芳共和国”。如今，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文件就陈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逐渐发展成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岛、坤甸及棉兰地区的种植业和金矿开采业，以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上的锡矿开采业，同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锡矿业的开发，急需大量矿工，荷兰殖民者就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据《侨务知识手册》手册记载，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两地华工达到3.5万人，占全部矿工人数的90%以上。

身在他邦，乡情难断，华工在印尼逐渐按照籍贯集群而居。学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一书中称，来自两广的华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兰、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的种植园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矿和锡矿上则有很多来自广东北部的客家人。

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将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带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习惯，更为了化解矿区和种植园暑湿环境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他们所饮用的茶叶中，有大量六堡茶。据编写于1981年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区”也享有很高声誉。

今年66岁的华人黄荣汉来自邦加岛，他的爷爷在清朝末期自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乘船到雅加达后，再转船到邦加岛上开杂货铺谋生。当时岛上的华人，尤其是矿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或是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船带来，或是从中国直接用船运来，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甚至华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爷爷的杂货铺也销售这种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岛上居民的日常饮料。2017年9月5日，当黄荣汉品饮梧州六堡茶后，他惊奇地发现，“南邦茶”的汤色和味道与梧州六堡茶极为相近。

在时局变幻的荡涤之下，当年印尼矿区和种植园里的华工饮用的茶水如今已难以准确辨认，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印尼华工随身携带的锡罐和铜罐茶壶，仍不禁让人对华工饮用茶与六堡茶的关系浮想联翩。之前，有资料介绍，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矿区和种植园里，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一直用这种茶罐装盛六堡茶。

“古道”延伸到“椰城”

如今，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雅加达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万。这座被印尼华人华侨称为“椰城”的城市，从15世纪起就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19世纪中期兴起的“下南洋”风潮里，进入印尼的华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受到华工“下南洋”线路的带动，“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也连接上了雅加达。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区出产的茶叶“多销南洋大埠”，雅加达就是当时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埠”。

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几家广式茶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茶楼生意兴隆，不少华人在此喝茶聊天谈生意。今年61岁的印尼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父亲曾到这些茶楼喝茶。

茶叶从中国输入印尼，需在海上经历多番波折。

74岁的张忠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洋货”（从西方进口的货物）的进出口物流业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从中国广州或香港出发的货船，要先经过南海到达新加坡中转或补给，然后再前往爪哇、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独立以后，从新加坡而来的货船就要全部先穿过爪哇海，到达雅加达后报关分流卸货，然后分别发往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这段海上线路，全程将近4500公里。

张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负责人，他爷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唐山货”（中国的日杂土产）进口物流业务，茶叶进口也是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之一。李奇利记得他爷爷提起过，当时往来于香港与雅加达之间的船只都是吨位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条航线上的船舶才逐渐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最近几年，远洋集装箱货轮的吨位越来越大，从广州出发的货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转，而直接到达雅加达，整个船期往往一周之内就能完成。

“加糖红茶”最盛行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棉兰之光”餐厅，被当地华人称为“非常正宗的中餐馆”。然而，2017年9月5日，当我们慕名而去试图找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印记时，却无奈地发现，餐馆的菜品已经非常本地化，裹浆煎炸、浓油重酱，就连蒸鱼也伴杂着大量咖喱，炒青菜则覆盖着厚厚一层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传统的饮茶文化自然更难传承。如今，无论是漫步在雅加达特区的街头，还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间的小镇，人们都不难发现，印尼华人饮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红茶，中国茶的踪迹很难寻觅。虽然当地华人餐馆和酒楼里也供应乌龙茶，但这些“乌龙茶”基本都产自当地。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陆友亮于1991年从台湾来到印尼开垦茶园种植茶叶，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茶园，以及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公司每年出产的茶叶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红茶、花茶或乌龙茶供应印尼本国，这种乌龙茶被称为“爪哇乌龙”。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锡矿再度进入大开发时期，矿上的华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势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以致他们对于包括六堡茶在内的中国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958年，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国籍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种传统行业。学者廖小健在《大马、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侨在农村经营零售业的第十号法令颁布实施时，印尼全国被强行逼迁和接管的华侨零售店达8万多家。

此后，印尼的时局变化波谲云诡，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从结构上被瓦解，当地华人的生活习惯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从中国大陆输出印尼的篇章也划上了句号。“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业务后，从中国输出到印尼的茶叶数量锐减，只剩下少部分茶叶从香港运往印尼的棉兰、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说。

而黄荣汉对于茶文化传承被切断有着更深的感触。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邦加岛上再也没有了中国的茶叶，但岛上的华人习惯了饮用“南邦茶”，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当地人甚至将粽子叶、棕榈叶切碎后，沤成“南邦茶”来饮用。直到后来，当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进行加工制作，才解决了“南邦茶”的供应问题。

“六堡”仍有销印尼

世事虽变幻不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线潜行在时局之下，把六堡茶与印尼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区的六堡茶供应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从印尼进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这些青毛茶的数量如今已难以确证，但从多个受访者的忆述来判断，应该为数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忆说，当年“长洲福华”（香港的一个茶行）等茶行经常从印尼大量订购青毛茶，为了维护内地六堡茶出口企业的权益，德信行没少与这些茶行展开商战。

虽然在当地难以购买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爱六堡茶的华人仍通过海外渠道购进六堡茶，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过来自印尼的客户。“20世纪90年代，印尼那边时有客商过来我们店里买货，这些客商都是开中餐馆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国盛说。

2010年以后，随着印尼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渐趋紧密，两国之间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印尼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中华文化回归的迹象。雅加达慈济中心在位于雅加达市区的总部开辟了茶室，专门推广传播中国茶道。慈济中心的叶玉萍说：“我们中心花了5年多时间进行茶道推广，目前当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欢上了中国茶。”

与此同时，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广和销售中国茶的力度。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林莹辉研究中国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业每月经销的普洱茶有两三百公斤。他认为，随着印尼华人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当地应该有市场。与之相比，茶商陈福森迈出的步子则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带回到雅加达，送给身边的朋友品饮，努力推广六堡茶。

“印尼的华人穷几十年的时间，汇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尤其是客家博物馆，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人牢记自己的根源。”与我们握手言别时，周树兴说，“你们来印尼挖掘和采访六堡茶文化，这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很有意义。”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堡茶与其他中国茶一起，必将在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出更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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