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 银行钱庄相继崛起 金融业务称霸广西

位于南环路的中央银行。位于大中路的广西银行（现在梧州交通银行）——当时被誉为“广西第一巨厦”。民国9年（1920年）广西银行发行的1毫纸币·地名券·梧州。（摘自《馆藏实物档案精粹》）民国15年（1926年）广西省造的银币二毫。 （摘自《馆藏实物档案精粹》）

32 【中华民国】

采写：本报记者 陈晓雯

翻拍：本报记者 麦朝枢

（除署名外）

民国时期，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梧州发展起来。广西银行总行三次设在梧州，钱号也越开越多。钱号等传统金融业，在一九三零年以前占据优势地位，其后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新式银行业发展在一九三零年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广西银行，三次在梧州设立总行

说起民国时期梧州的银行业，就不得不提广西自己的银行——广西银行和广西农民银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20年期间里，梧州官方的银行只有广西银行一间。而广西银行按时间顺序，曾设立过三期。虽然存在时间、经营方式等诸多不同，但是三期广西银行有一个共同点——在梧州设立总行。

第一时期，是旧军阀陆荣廷在广西当政时期。民国六年（1917年），时任两广巡阅使和海陆军元帅的陆荣延为了方便更好地同时控制广西、广东，将军事总部设于梧州。当时梧州工商业发达，是广西的“钱袋子”。为了“粮草”充分，陆荣廷把广西银行总行迁到梧州。这一时期，广西银行除了在梧州设立总行以外，还在广州、南宁、桂林、上海、广州、汉口等10处设立分行。

第一期广西银行设立时间有10年，发行纸币总数20多万元，最后因陆荣廷的桂军战败下台而倒闭。虽然这个时期的广西银行存在时间不长，但是为梧州不少现代工厂的建立发放贷款，对梧州工业起到积极作用。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1日，第二期广西银行总行在梧州设立。名称改为了“梧州广西省银行”。这时，黄绍竑出任广西省省长，要求重新建立银行。由于资金不足，总行开业时，对外称资本金额为毫银500万元，由省政府先筹拨200万元，实际上，黄绍竑手中的“钱袋”干瘪，仅拨70万元，此后，一直没有增资。

此时的广西省银行，不但在广西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还按业务量等来区分三个级别。南宁、桂林、柳州为一等分行，龙州、玉林为二等分行，贵县、平乐、八步、宜山、百色、桂平、长安为三等分行。省外在湖南衡阳设立分行，并有32个地方可通汇。

“这一时期的广西银行才算得上是现代金融业，陆荣廷时期的只能算是银号钱庄的‘2.0版’。”中国银币学会会员、梧州学院西江研究院研究员余天佑说，“银行专门到上海聘请金融业人士来梧州，在当时，上海是全中国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引进人才和现代管理模式后，广西省银行经营业务种类也不断增多，有各种存款放款、汇兑，买卖金银及有价证券，发行兑换券代理货币，代理省库，代理收放款项，保管贵重物品及信托业务。总行还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建立通汇关系。

广西省银行还发行钞票。民国十五年（1926年），广西省银行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广西省银行”钞票。短短三年，共发行钞票总额1305.8万多元，为开业资本额18倍，可谓“一本万利”的生意。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同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出走，广西省银行因无法应付挤兑而倒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李宗仁等重新成立广西省银行，外间把这称为第三期广西银行。虽然初期只在梧州设分行，但梧州分行的业务在全省占有很大的比重。时任广西省银行行长主动要求把总行搬迁至梧州。由于财大气粗，广西银行选址在大中路，历时一年时间，耗资毫银100多万元，盖起了六层高的主楼。大楼采用无梁楼盖处理，屋内两排立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特别的气派、宏伟，再加上建筑总面积有4000平方米，当时被誉为“广西第一巨厦”。

虽然盖起了大楼，但是广西省银行总部在梧州设置时间仅三个月。然而，在这三个月里，广西银行对主政的李宗仁竞选总统，出了大力气，实现了“神助攻”。《梧州市金融志》记载，广西银行梧州分行用所得外汇，汇出港币50万元支持李宗仁，通过广西银行香港分行在香港购买瑞士高级手表馈赠。在打点好各方面关系后，李宗仁以高票当选副总统。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广西全省发展银钱商号99家，其中梧州占55家；全省银号经营额为9369万元，梧州为8110万元，占86.5%。

“这时期，虽然蒋介石推行统一币制，极力反对广西省政府设立自己的银行，但在新桂系的斡旋下，广西银行得以保留，但新桂系也作了妥协，不再印钞。”余天佑说。广西银行没有了钞票发行权，业务大大减少，只有汇款、存款、放款等业务。

除广西银行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广西省政府还设立广西农民银行，总行设在桂林，并在梧州设立分行。广西农民银行规定对有组织的农民贷款，不对个体农民贷款。梧州分行的贷款额最高为5万元，向农户贷款每户最高为100元。1940年，广西农民银行撤销，人员、业务全部并入广西银行。

在梧州，不但有广西人自己的银行，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简称为“中、中、交、农”的四大银行开始进驻梧州，掀起梧州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新篇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由全国各地撤退来梧的银行顿时增多。“中、中、交、农”四大银行也在此时期前后相继在梧州设行。其中，中央银行主要是国库，收缴一些税款，发行钞票；交通银行主要是存款、放款、汇款，也有一些外汇办理；农民银行只有其名无其实，业务寥寥无几。业务较多、经营时间较长的是中国银行。

1937年底，中国银行应广西省政府之邀来梧州设行，成为四大银行最早来梧州设行的大银行。当时梧州只有广西银行，还有几家银号。中国银行来梧设行肩负着中央政府的“三大任务”：一是维持广西的金融安定，负责回收广西银行发行的桂钞，与国币定的比率是1比2（即1元国币换2元桂钞）；二是投资开采合山煤矿；三是贷款修筑信梧公路（信都至梧州）。

1938年3月，中国银行梧州支行开始营业，除办理上述业务外，还离不了本身行汇的专业，同时办理上海、香港等地的一些汇兑业务。当时各省客商云集梧州，经营进出口业务，银行业务亦随之兴旺，主要是与内地款项调拨、汇兑，其中，出口统销结汇全由中国银行独家负责。虽然梧州沦陷时，中国银行业与其他银行一起短暂撤退，但在抗战胜利后，又立即回梧复业。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广东银行、上海商业银行、中国工矿银行、亚西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私营银行来梧经营。尤其是在广州沦陷后，私营银行纷纷迁到梧州，官办广东省银行也在梧州设分行。1944年9月，日本侵略者侵入梧州，市区中心大片街道房屋被炸毁烧光，各行业受到严重损失，银行业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抗战胜利后，各行各业得到逐步恢复，银钱业也一样。“中、中、交、农”以及广西银行等都陆续恢复。但私营银行只有金城银行恢复营业，其他私营银行没有再在梧州开设。

B

流通货币，桂钞与其他纸币互通

自民国时期设立广西银行后，大家约定俗成地把广西银行发行的钱币称为“桂钞”。

最先发行桂钞的是陆荣廷。民国元年，在他上台不久，军费开支浩大。陆荣廷的手下出谋献策——发行纸币是筹款最简单的办法。于是，陆荣廷利用广西银行大印钞票。

陆荣廷时期所出桂钞，因广西省是贫困省份，而所出钞票数量只凭测度，所以商场信用不坚，以桂钞向外省购买商品，如向滇、黔、湘等省采购商品，须先兑换光洋；若向广东省购买商品，须先行兑换东毫，才能交易。民众使用起来十分不便。

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广西省内各圩市，一般商品会标价两种，分别是白银价格和钞票价格。白银价格略低，钞票价格略高，使用钞票必须补贴商家。以桂钞兑换东毫，每百元须补贴商家约3元多，银根短绌时，每100元补贴5至6元不等。在一些偏远山区，商品交易只收白银，村民们都不愿意收受钞票。

由于流通不畅，此版桂钞流传至今较少。余天佑介绍，一毫的钱币现市值为200至300元人民币。

民国12年（1923年），沈鸿英在梧州发行军用券5万元，并在梧州设造币厂，铸造二毫银币，式样花纹与粤造无异。“虽然发行时间短，但现在在恭城、平乐、苍梧等地发现有这些银币”，余天佑介绍。

1925年，黄绍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也发行桂钞，但不似陆荣廷任意发行，滥发无度。其发行制度，系由财政厅监督，经广西省银行有规划的发放，视乎省内邕、梧、桂、柳等地的商场大小，及其需要的流通量情况，而先后分期发放，投入市场。

黄绍竑认为，桂钞信用之所以不能坚定，是因广西省银行无硬币作基金。他认为，要提高桂钞的信用，非自己铸造硬币不可，于是决定设立造币厂，铸造硬币。

于是，在这一时期，梧州出现了铸币工业。1926年，广西造币厂创立，厂址在梧州旧三江两浙会馆，即现今中山路海员俱乐部处。该厂的机械设备，用的是陆荣廷原来那套。起初，系由财政厅广西银行及厂方，会同派员在广东向私商购买银砖并就地监视按白银7成红铜3成熔炉，制成银板，运回该厂，压印成银币；其后则派员在广东向私商购买银砖，运回该厂，经过熔炼铸片，压片，酸洗，印成银币，只印制双毫，有“十五年造”及“十六年造”两种。区别于广东银币“东毫”，广西铸造的银币称为“西毫”，这版银币因两旁有嘉禾也称“嘉禾银”。

造币厂有工人约100人左右，每日可印装白银1万元左右，印好的银币随即包装，送交广西银行总行验收入库保管，然后分发各分行发放。

广西银币投放市场后，凡持有桂钞者，可随时到广西银行换取嘉禾银币，于是桂钞、西毫，在市场上同时并值使用。这一时期，东毫各年所出的成色略有不同，而西毫质量过硬，商家和市民都喜欢使用。市场分东毫、西毫两类交收款项，交收东毫时，往往有10%要求更换；如交收西毫，则无须挑选。由此足见西毫在商场上信用较高。

1928年，广西省银行总行迁往南宁，该厂亦同时迁离梧州。

当时，广西省银行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钞票，比陆荣廷时的桂钞纸质好得多，面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1929年俞作柏上台，黄绍竑时期的桂钞就不通行了。到了1932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新桂系统治时，又发行新桂钞，面额也是分1元、5元、10元3种。

1936年，蒋介石推行中央统一币制后，“中、中、交、农”相继在梧州设行。最先在梧州设行的中国银行大量收换桂钞，按50%的比价收换，即1元法币换桂钞2元。此后，全市通用法币，桂钞发行流通的历史结束。

1948至1949年，随着国民党统治临近垮台，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迅猛贬值，物价猛涨，一日几变，出现了法币、关金券、银元券等名目繁多的纸币。现今，梧州白话经常用“湿柴”来形容小额度的钱币，而它的出处，应该是这段时期。“当时货币贬值，一斤米大约需要扛一麻袋的法币才买得到。”今年90岁的老人许秀珍回忆。人们把法币用麻袋一袋一袋装起来，笑谓“湿柴”，意思是烧也难烧燃，留也不是，丢也不是。1949年7月至8月间，梧州发生特大洪水，不少商号将“湿柴”整袋整袋地丢到河里。

由于对法币的不信任，梧州的民众开始使用港币。因当时小币过少流通，供不应求，在五坊路、大南路一带的商铺门口或路边摆台桌专做找换的钱档，最盛时达到五六十档之多。一般，用500元1张的大面额港币换小面额港币如1元、5元10元时，只换得485元左右，因此，人们把这些钱档称为“剃刀门楣”，意为出又刮、入也刮，形象地比喻在兑换钱币时双重剥削。至1949年上半年，港币已全部成为市面上的流通钱币，代替了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一切钞票，直至解放初期。

C

银号钱庄，占广西银号数五成多

民国时期，梧州银行业习惯称为银钱业，除了银行以外，银号、钱庄的发展对梧州金融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清光绪年间，银号在梧州开始萌芽。全国响当当的银号“日升昌”在梧州开设了分号。当时，山西人把控了梧州的官银号市场。这些官银号虽然是私人办的，但负责人由清政府给予官衔，专做代收代解饷捐税收等官方生意。

民国时期梧州银钱业的发展主要还是私商银号的崛起。在梧州银钱业发展最为迅速的1916年至1937年这二十年，私商银号不断增多。至1933年左右，仅骑楼城内有私商银号56家，占全广西银号数的56%。

私商银号一般有存款、贷款、汇款、找换四种经营业务。存款一般短期无息，长期、定期存款极少。贷款有1月、3月、5月期，利息以月息计算，较高的月息在1分左右。汇款业务的集中在平码、烟土、花纱、进出口业、水面办庄等与外地联系密切的行业。找换业务也很兴旺。

当时没有中央银行，各银号和官方银行互相结算就依赖一个名为“昭信堂”的同业公司。每天下午4时，“昭信堂”所在地民主路维新里五号便热闹非凡，其内设的“划汇处”，就是各银号和官方银行互相办理结算转账手续的地方。

曾参与撰写《银钱业的五十年》的原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范子溪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与多名从事银钱业的老行家交流，说起民国初期的银钱业，他们纷纷提起了首富梁颂唐经营的银号福慎隆。

在全市，福慎隆是首屈一指的大银号。它的历史比较长，前身是均隆银号，在清光绪年间已经开设，经理人是梁乃伯。其后，福隆、慎隆陆续开业，由梁乃伯的亲兄弟梁颂唐、侄子梁伯龙主持业务。由于福隆、慎隆均由梁颂唐经营，因此，梧州人习惯把这两间银号一起称为福慎隆。

在私营银号的经营业务中，福慎隆较为特殊，除了一般业务外，它还代理海关税收、邮政储金汇业局汇款、英美烟草公司款项等业务。它每年仅代理各项业务的佣金收入就大约有二三万白银之多。当时梧州虽然还没有中央银行存在，但已经有桂系的广西银行。为什么海关要交给一家私商银行号福慎隆代理海关税款呢？主要是蒋介石同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尖锐而互不信任，加上福慎隆当时在梧州来说是资金最雄厚、信用高的银号。它的前身均隆银号已经代理海关税款，并一直沿袭下来，代收海关税款长达30余年。福慎隆代理海关税款获得丰厚佣金，还提高了信用，不少商人乐意和他交易。高峰期，福慎隆曾掌握整个梧州市场30%的流动资金。

在梧州，不少银号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与平码行等其他商业紧密相连。像首富梁颂唐，他不仅经营银钱业，还经营航运、平码、鸦片烟、杂货、杉木排等业务，福慎隆开设的行号和联号总计不下二三十家之多。

私商银号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开始。在这次经济危机影响下，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业品货价猛跌，银根相当紧，梧州纱布、百货行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的一天内就有十家八家之多。银号只收不放，汇款大大减少，经营萎缩，因而纷纷歇业，有些则因互相牵连而倒闭。

到了1935年，国民党政府把白银收归国有，转为虚金本位制统一全国货币，市面上银币不得流通，因而私营银号的业务进一步衰落，转业的转业，结业的结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金铺等全部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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