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如何诞生的？

□陈履生

随着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热播，博物馆里那些凝结着人类文明结晶的“镇馆之宝”们，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围绕各家博物馆该带哪件重量级藏品上节目，网友们争得面红耳赤。

究竟什么样的藏品，才不负“镇馆之宝”的名号？各大博物馆中牵引了人们最多目光的“镇馆之宝”，又是怎样诞生的呢？

认可和认同，层层筛选出“镇馆之宝”

这些属于“镇馆之宝”的藏品是如何成为“镇馆之宝”的？很难给出一个“为什么”的解释。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公众对于一件藏品的认可和认同。

一件藏品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和认同，定有其合乎规律的道理。法国卢浮宫中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荷兰国家博物馆中伦勃朗的《夜巡》，荷兰海牙皇家美术馆中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德国柏林新博物馆中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骨骼，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最大的鳄鱼标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商代的后母戊方鼎，湖北省博物馆中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南省博物馆中汉代马王堆T形帛画，如此等等，都是公认的与之相应的所在馆中的镇馆之宝。但确实也有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机构，以及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虽然藏品数量巨多，有很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甚至闻名遐迩，但说不出哪件藏品是能够代表该馆的镇馆之宝。这之中，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在中国被称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若在中国任何一家博物馆中都会成为镇馆之宝，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英国人却未必认同。

共识的形成，不像“之最”那么容易

所谓“镇馆之宝”，往往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稀缺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必须在历史中、在学术上能够表现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它们常常有着难以比拟的之最，如最大、最小，最高、最矮，最长、最短，最重、最轻，等等。当然，“之最”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可是，基于不同角度而得到不同看法的历史或艺术中的许多方面，形成共识就不像“之最”那么容易。在一座博物馆中，通常从专家到公众都会权衡属于“镇馆之宝”的藏品，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它所相关联的历史时期、材质、品类等内容。而更多的是博物馆之间的横向比较，如青铜器与青铜器比，或许在各博物馆的比较中，它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之最”，如“后母戊方鼎”的最重；“曾侯乙青铜编钟”的最大；或许它没有某一方面的“之最”，可是，它是馆中最具代表性、最精彩的一件，在国内外也有广泛的影响力，如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论大小、重量，不及“后母戊方鼎”，论大小、规模，不及“曾侯乙青铜编钟”，但它在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又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因此，“东汉铜奔马”作为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无疑义。

唯一性是比较容易确认“镇馆之宝”的标准之一，比如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大的恐龙、最大的鳄鱼等等，这都是同类藏品或博物馆界难以企及的，而公众对于之最的兴趣往往也是其吸引人的关键。独特性是镇馆之宝的基本要求，表现在有着不同于其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一类别、材质等等在比较中表现出鹤立鸡群的品质。稀缺性往往表现在材质方面，其珍稀的程度是关键。重要性往往关联着学术性，或表现在历史中的不可或缺，见证历史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或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或是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至于不可替代性，则是佐证历史或说明艺术成就重要性的，而其它无法替代。当然，这之中的选项可能有一项就可令一件藏品成为镇馆之宝，也可以有多项。

那些镇得住的故事还将随着研究不断续写

当然，作为“镇馆之宝”的最具代表性藏品，都有特别能够镇得住的内容以及相关故事。《蒙娜丽莎》仅仅那神秘的微笑，就有无数专家研究和阐释过，还有蒙娜丽莎的身世，包括达·芬奇密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达·芬奇其他作品中没有的。在荷兰国家博物馆中镇馆的伦勃朗1642年36岁创作的《夜巡》，是伦勃朗一生所画500余幅作品中最特别、最重要的一幅。该画以舞台剧的方式表现了阿姆斯特丹城射手连队成员的群像，射手们各自出钱众筹请伦勃朗创作。可是，完成之后射手们却不满意，因为每人在画面中的大小位置、光线明暗等等都不尽相同，由此他们发动市民们不择手段地攻击伦勃朗，闹得整个阿姆斯特丹沸沸扬扬，最终酬金也由5250荷兰盾削减到1600荷兰盾，最为严重的是，此后很少有人再找伦勃朗画集体肖像，画商们也疏远了伦勃朗，使得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63岁时在贫病中去世。该画一直被荷兰王室所收藏，直到19世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成立后而成为该馆的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后母戊方鼎以重达832.84公斤的重量成为中国青铜器之王。它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为防止方鼎落入当时侵华日军的手中又被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劝说藏家把方鼎上交政府，于是重新出土后的它被运到南京，并于1948年首次在南京展出。1949年，方鼎拟运宝岛台湾而先期抵达上海，因为飞机舱门宽度不够而不能上飞机，又回到南京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方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可见，围绕“镇馆之宝”，通常都有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从画家到作品的创作，从发现、发掘到流传，从作品自身到后人解读，这些故事往往都会成为镇馆之宝的附加内容而使其饶有兴味。无疑，每一件属于“镇馆之宝”的那个宝都有其不同于一般的传世过程，它们自身也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而研究过程中的新发现则又丰富着“镇馆之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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