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三个孩子的父亲走进高考考场

1977年，中断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消息一出，多少人为之振奋，很多人的命运也因此改写。当年，正在芜湖县天民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的张国月也把恢复高考这件事装进了心里。

“我就是认他做陈世美，也要支持他考大学”

1948年出生的张国月高中毕业后回到当时的芜湖县天民乡种了一年田，随后当上了天民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在当时既是返乡青年，也是下放知青，算是有双重身份。“当时我已经在农村结婚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孩子都7岁了，虽然当时知道恢复高考了，但心里头对家庭有顾虑，加上代课老师很快就要转正了，我在心里很矛盾，一开始没有做好要去参加高考的心理准备。”张国月对记者说，这一拖就到了来年的1978年。“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复习备考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内因，我内心对大学的渴望，那个小火苗一直没有灭。读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保持前三，每个人都有上进心，哪个不想往高处走；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学里同事们的‘怂恿\’，大家都说‘我们一起考\’；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爱人的支持。我爱人没什么文化，只相当于扫盲班的文凭，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当时很多人都告诫她可别用自己的付出培养个现代‘陈世美\’，对于这样的‘忠告\’，我那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爱人是这样对别人说的，‘我就是认他做陈世美，也要支持他考大学\’，这句话感动了我一辈子，直到现在。”39年后的今天，当已经近70岁的张国月老人再次跟我们说起这句话时，还是红了眼圈。

三个孩子的父亲 走进高考考场

决定做好了，剩下的就是全力准备，说是全力，根本无法全力。张国月回忆说：“1978年是秋季高考，当时做好决定总共离高考就2个月时间了，我白天工作很忙，还要做家务、干农活挣工分，带三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老人帮忙，我们夫妻俩经常忙得回来连饭都来不及烧。”夏天最热的时候，张国月就把屋子的前后门都开着，在堂屋里挂上帐子，灯在外面开着，趁着夜深人静坐在帐子里看书，经常是看累了就睡会儿，睡醒了继续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复习资料，除了国家颁布的考试大纲，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来，我是在湾沚的考场考试的，我们几个天民公社中学的同事结伴去的，一起住旅社，一起赴考场，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一共五门课，总共考了三天，监考很严很正规。”张国月说，高考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每门功课满分100分，总分500分，我考了365分，其中化学分数最高，得了90分，我记得当时这个分数超过了安徽师范大学分数线40分，差不多可以报合肥工业大学了。”但是当时的张国月对上大学有太多的顾虑。“再三斟酌现实的压力，我还是报了安徽师范大学芜湖地区专科班，第一离家近，毕竟我是结婚有孩子的人了，家里还有农活要干；第二，只有2年制，毕业早；第三，不但上学不要钱，师范类学校每个月还有17块5的伙食费补助。”就这样，张国月填志愿报考了安徽师范大学芜湖地区专科班的化学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人家都是高兴，但我们夫妻俩都哭了，因为我去上大学就意味着要离开家，我们两个要分开，她要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扛起家庭重担了。”

大学毕业留高校当老师

在芜湖读大学的两年，一边是张国月在学校里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刻苦学习，一边是妻子在家里吃苦耐劳撑起他们的小家，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了我们这个化学系班，当时我在班上不算年龄最大的，孩子也不算最多的，我们班最大的和最小的年龄要差十几岁，大家学习都很刻苦。”采访中，张国月拿出自己一直保留的当年上大学记的笔记和写的作业本，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大学两年，我的知识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但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上有些吃力。我一个月回去一次，为了省路费，我每次都是走回去，每个月的伙食费也省着回去，给家里买盐啊什么的补贴家用。毕业分配时，因为表现好，我留校当了一名化学老师，后来一直在芜湖师专工作到退休，做了一辈子的‘园丁\’。”而张国月老师的小家，直到1984年才真正在芜湖市团聚。  记者 胡芳 文 许诚 摄

张老师和他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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