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探书 谈梁晓声《人世间》里的读书观

□芜湖潘安

梁晓声先生的小说《人世间》里，周氏一家对书天然亲近，苏俄文学，欧美文学，我国的古典文学、近代哲学、启蒙读物、红色经典等等，无限包容，读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们从书中各取所需，各自运用，各有所得，可以说，是书给了他们文化的娱乐、精神的引领、智力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周家宝贵的生活经验，最终凝聚成书。兹举数例：

其一，读书有利于认识自我。《怎么办？》，周秉昆“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好奇地读，枯燥地读，平静地读，想象地读，读不下去也读，停了再读，他“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直到“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恍然大悟到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所谓人生，原本便是一个怎么办接着一个怎么办的无休止的过程。正如自己和朋友们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处境怎么办好，也不能排忧解难地互相启发怎么办好，更不知长此以往今后该怎么办……”至此周秉昆通过阅读《怎么办？》而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办”：面对爱情，排除万难，娶了郑娟，结婚前有多难，结婚后就有多幸福。后来，周秉昆更是悟出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办”：“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周秉昆，一个典型的“老好人”，历经坎坷，始终肩挑友情道义、守护伦理亲情，这与其早年读的书不是没有关系的。

其二，读书有利于修炼自我。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在任市文化厅副职岗位的最后期间，接待苏联的文化官员，“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背《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初到中纪委，无官一身轻，就“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闲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田的《蒙田散文随笔》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中国科学院专家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招待所的服务员姑娘知道他是位厅级干部，看着他双手捧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开本彩色图画书入迷，都嘻嘻地暗笑”；在中纪委后期，“负责一项重要工作，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供各级纪委干部学习”。周秉义，一介书生，“学而优则仕”，能保持本来的书生意气，闲则能读闲书，以书自娱，忙则能编业务书，以书化人，读书的好习惯伴随一生。

其三，读书有利于完善自我。周秉昆的姐姐周蓉，亦是读书之奇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硕士生毕业，因为爱情而成为“爱情至上主义者”，因为婚姻而成为哲学博士。她“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但是她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她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对于思想类书籍，她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她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她听说市图书馆有数部《胡适文集》，属禁阅书籍”，想方设法借阅。旅居法国期间，她写了两部中国古代哲学的通俗读物：一部名为《庄子和他的言行》，另一部是《老子和孔子有什么不同》，所得的稿费供女儿上学；归国后，写了一部纯文学小说《我们这代儿女》。文学也好，哲学也罢，周蓉最后想的是：“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三五十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塞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小说而已”。周蓉，作为当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学而优”之后还是“学”：文学助其抗争，哲学助其独立，最后所著则是其一辈子的结晶。

其四，读书的传承。周蓉转述嫂子郝冬梅的蒙学观：“她和我哥和咱俩一样，是典型的文化现代主义者。但我们都意识到，这对我们这些与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并不好。”“她因为学了那样的专业，才有心地寻找《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早期中国蒙学文本。读完觉得好，这才为玥玥和楠楠各抄了一份，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吸收的文化营养更全面更丰富一些。”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读什么书？当代人当然不可不读当代书、外国书，但是承载我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书同样重要，而从“根”上来说，愈发重要。第二，叫谁读书？孩子，就是周氏的第三代，他们是未来，读书要从娃娃抓起。

其五，读书的态度。周蓉的发小、第二任丈夫，蔡晓光，“学而优则‘商’”，是成功的文化商人，却引用《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之话而提出“虫”论：“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其属下干脆自称“一条虫”，每逢介绍，他们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我也是一条虫。”“那我更是了。”“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变成美丽的蝴蝶。”如此谦卑，致使来探班的领导居然说：“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益虫。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都是都是。”自吹自擂，或相互吹捧，溜须拍马，或文人相轻，这些都不是读书人应有的态度；读书之人，虽经商而富，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幽默而谦逊，实属难得。

使人开智的是书，使人开拓眼界、增长才干的是书，使人寄寓光辉与梦想、更好生活的还是书。“秉昆身上有我是知青时的影子，便是义气。周蓉身上有我成为作家后的影子，便是清高。秉义身上有我写《人世间》时的影子，便是宠辱不惊，几无棱角了，只想与人生和平共处。蔡晓光是我更喜欢的人物，所以我让他成为后来的周蓉之护花使者”，这就是潜藏在《人世间》里关于“书”的故事：读书、用书、写书，意义何在？“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作者梁晓声先生对“娱乐至死”或“读书无用论”最大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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