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中的芜湖关往事

清光绪二年（1876）9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安徽芜湖作为长江下游的著名商埠，被增设为标准条约通商口岸，由此近代意义上的芜湖关于1877年4月正式开关。当时晚清政府的海关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清朝原有的海关、工关、户关逐渐统称为“旧关”“常关”，其职责管理国内贸易，对国内民船进行监管征税；二是1854年后，陆续建立起46个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税务司署，俗称“新关”“洋关”，主要承担国际贸易职能，负责对进出口外国商船及所载货物进行监管征税。芜湖常关历史悠久，先后于明成化七年（1471）创设工关，明崇祯三年（1630）设立户关，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在近代，芜湖形成了“一地两关”“一关两制”并存的格局。

《申报》记载这段尘封的逸闻，与《辛丑各国合约》直接关联。1901年9月7日，晚清政府全权代表、外务部大臣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与侵华多国联军代表签订《辛丑各国合约》。该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5亿两（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5亿、人均摊1两），年息4厘，连本带息分39年还清；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担保。”据此，清政府被迫同意将通商口岸50里内常关划归洋关兼管，由其代征常关税，包括货物税、船税，于当年农历十月一日开始实施，从而致使晚清政府仅保留的这块海关主权进一步丧失，西方列强借机控制中国关税支配权的野心得以如愿以偿。

然而，中华民族是永不屈服的民族，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围绕《辛丑各国合约》的履行，芜湖常关职员及民众共百余人的一场激烈抗争活动，在全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被后人誉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申报》关注了两次。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1901年11月20日），《申报》三版头条报道：“鸠兹客述芜湖访事人云前者芜湖大关书役某某等人因常关归并洋关归咎于关书韩玉成丁旭将家中器物击毁一空新关税务司墨贤理君（注：美国人、1874年9月进中国海关、1893年5月至1904年4月任芜湖关税务司兼邮政司）闻之函告徽宁池太广兵备道龚幼甫（注：字际友、又称龚盛阶、湖南人、1901年10月至1902年4月在芜任职）观察观察饬将某某严办以示之惩不意某某以事在洋人经理之前洋人不应出面干涉因之抗不到案似此蛮横无理恐终不能法外逍遥也。”此外，十月初十四日的《申报》二版又登载谈资：“前者常关各口书役有裁汰之信迁怒于洋关书吏韩玉成丁旭聚众数百人拥至其家恣意殴人毁物韩虽幸得逃逸而丁已遍体鳞伤事后洋关税务司墨贤理君恶其凶横开列为首之五人名姓谒见徽宁池太广兵备道龚幼甫观察声请从严惩办以儆效尤观察允之”（以上原文均无标点）。“流年自可数期颐”，《申报》捕捉这段尘封百年的逸事，弥补了地方或海关历史资料的缺失。

这次自发的抗议斗争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此后，《辛丑条约》五十里以内常关归税务司节制，在芜湖并未实行，惟由常关每年须解一成经费转交总税务司。民国二年七月十六日始行接收。当时安徽芜湖没有将常关按时归并洋关，延期长达十二年之久，在全国属于特例，不仅暂缓交出芜湖常关之主权，也争取到当时政府不可多得、且数量不菲的税额。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至二十九年（1903）七月芜湖常关税收统计报表为例，仅11个月税收达35万银两，扣除提交洋关一成经费，尚余33万余银两；何况芜湖常关税收呈逐年增长态势，到1913年7月划归芜湖关税务司节制，常关年税收已达60万银两，据此推算，12年累计税收留成则更为可观。

能够获得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显然与《申报》所记载的这次抗争活动功不可没。同时辩证分析也含有其他两方面因素：如当年5月、7月芜湖发生重大蝗虫、洪水灾害，数万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十年前的1891年5月，芜湖约五千民众在反对洋教暴力活动中，还同时冲击芜湖关、焚烧了海关外籍人员住宅，曾在全国引起轰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总税务司，也避免与声势煊赫的李瀚章、李鸿章豪族在芜湖经济利益相抵触，正如马士（美）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称：“与那样一种势力去抗衡是不聪明的。”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到1931年6月全国各常关均裁撤，1946年6月芜湖洋关被关闭，海关事务交由金陵关（南京）兼管，安徽历史上的皖关终究落下了帷幕！

如今，芜湖关留下的那幢老海大楼，已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这座城市那段历史的无言见证者。

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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