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鞭春色”里的 “逆旅卖食妪”

“玩鞭春色”是芜湖古八景之一，亦是芜湖新十景之一，现位于芜湖汀棠公园景区内。

众所周知，“玩鞭春色”的典故来源于东晋。《晋书》曾专门有记：“太宁二年（324），六月，（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dian(马真)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鬚鲜卑奴来也’……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

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记述中看到的是两个主要人物，即晋明帝与王敦，但其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忽视了。正如一千多年之后任芜湖关道的袁昶（1846—1900）所述：“论功姥合赏，未使姓名传。”事实也正是如此，正是这位“逆旅卖食妪”，掩护了晋明帝成功返回建康（今南京），从而取得了平叛的胜利。我们注意到，这位“未使姓名传”的“逆旅卖食妪”在这段记述中，不仅有动作描述，还有语言回答，这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研究甚少。她的生活背景是什么？所操何业？售卖的又是何种食物？统统未闻其详，不得而知。

笔者近读刘义庆《世说新语》，偶在《假譎第二十七》中看到一段记述，与《晋书》如出一辙。文中对“逆旅卖食妪”的背景有所交待，试看其详：

“王（敦）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优，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行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与《晋书》记载的有所不同，但清楚地记载了“逆旅卖食妪”的身份是“客姥”，亦即“客居他乡的老妇人”。晋明帝出京途中，遇到这位“客姥”，并且下马与她交流对王敦谋反叛乱的看法，晓以大义，此“妪”当为不凡，最起码也是与北方氏族一起东渡过江而来的北方人氏。因为没有更加过硬的资料，考证到此为止。

《晋书》是唐朝房玄龄（579—648）等人编纂而成，《世说新语》则是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组织一批文人编写而成，其创作年代早于《晋书》，内容主要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的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

尽管这样，唐朝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其所撰《史通-采撰》中明确提出：“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同时他又在《史通·论赞》中指出：“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从刘知几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即可看出两者的传承和差异。

那么，这位“逆旅卖食妪”所操之业是“居店卖食”，然所卖究竟何物？一千多年后，时任芜湖关道的袁昶给出了答案，而且三次重复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在《陪仲修同年游赭山塔院，即送其将赴鄂州》一诗中：“巴dian（马真）飞鞚往，酒姥玩鞭悤。虎踞前朝戍，潴洿大冢窿（县东北周村有王处仲大冢——袁昶自注）。王处仲即王敦，《晋书-王敦传》云：“王敦，字处仲，司徒（王）导之从父兄也。”这首诗告诉我们；“逆旅卖食妪”的身份是“酒姥”，亦即卖酒的老妇人，所卖之食物当为“酒”。

同样，他在《玩鞭亭》诗里再次说道这件事：“可儿坟上草烟霏，又过危亭日色微。酒姥偶留七宝鞭，真王竟脱祻三机。碎壶空唱龟虽寿，逸鞚难回马似飞。折箠欲笞夷逆节，灰钉行即振天威。”“可儿”亦即王敦，语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此外，他还在《酒姥玩鞭舍》：“一纵巴马真去，犹留七宝鞭。论功姥合赏，未使姓名传。”袁昶的这首诗，向世人介绍了这位无名英雄。同样，“酒姥”“居店卖食”也为芜湖商业贸易史增加了新的内容。（压题图片：方国屏）

秦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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