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着头,戴着眼镜,浑身泥泞,打开衣被覆盖包裹着的稻箩,见书没被淋湿,疲惫的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立马把桌子移到了靠正屋的那边,把书从稻箩里拿出,一本本地抚摸轻拍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见到吴山老师时的情景,四十多年来,这情景在脑中越来越清晰。
当时,吴山老师从北京下放到皖南柏山渠边的九房生产队,不久,大队便调他到柏林小学当老师。他搬家到学校的那天,寒风凛冽,春雨沙沙地下个不停,他挑着两只大稻箩,里面装着书籍和衣被等,扁担压得脖子伸多长,在田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滑地艰难行走。学校给了他一间用土基垒砌的小披厦。门庭低矮,进出要低头弯腰;墙的缝隙大,三面漏风飘雨;地面阴暗潮湿,空中布满蜘蛛网。校长满脸歉疚,吴老师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等天晴打扫打扫、用泥浆和报纸糊糊就行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吴老师教我们四年级语文,他走进班级时,同学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那夸张弯曲的脖项和近视眼镜,眼镜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很少见人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丝毫不亚于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嘈杂的班上顿时安静下来。
一上课,一提问,一读课文,一写作文,吴老师便知道我们的成绩有多差,而他在北京一直读的都是名校,又是名校里的高材生。天壤之别的现实使他眉头紧锁、寝食不安,自己既不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又没有从教的经验。经过多日的冥思苦想后,决定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从学生的兴趣入手,循序渐进地帮助我们打好基础。这在崇尚交白卷上大学的年代,是多么的另类和不易啊!
起初,每天下午课上完后,他开始为我们朗读《闪闪的红星》。这本书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了全班的每一个同学。读到精彩处,同学们不顾吴老师口干舌燥,请他继续往下读,他也乐此不疲。回家的路上,头顶着深邃的星空,我们边猜测边议论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进展,盼望着明天能早点开始朗读……后来,我们看《闪闪的红星》电影时,大都能看头知尾,并有似曾相识之感,朗读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为了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吴老师还为我们朗读了《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等外国名著。当时儿童文学作品少,这些作品大多是他从北京带的英文版的,他凭借自己过硬的英文水平,在书中空白处用红笔翻译注释,密密麻麻,红红一片。
我们特别怕写作文,见到作文题不是无从下手,就是提笔忘字,吴老师这种从兴趣入手的朗读训练法,一下子让我们觉得有话可说,不少同学的作文还写得非常具体生动呢,进而深深地爱上了语文这门课,再也不怕写作文了。谁的作文写得好,吴老师便在课堂上读谁的作文,并把作文贴在班上的阅读栏里,供同学们阅读交流。语文这门工具课的成绩提高了,有助于其他课程的提高,并让文学成了许多同学的一大爱好,不断释放超能。
吴老师改作业一丝不苟,发现同学们的字写错了,会在旁边画个不封口的框,等改正填对后,他才在框下画一横封口,让我们牢牢记住,哪怕是一点点的小瑕疵,也不肯放过。他教我们写毛笔字时,要紧握笔杆。他常趁我们不备,猛地一抽。若握不紧的话,则满手墨水。几次一抽,同学们个个都能紧握笔杆了,毛笔字自然有进步。
烛照盲途,月印夜空。吴老师在教书的同时,始终不忘育人。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培养的优秀品质更是让我们受益终生。孩子是一张白纸,故事对孩子的影响不可小觑,莫言在诺奖颁奖会上讲的母亲教育他的8个故事便是有力的证明。
一年后,有个大队的小学办初中班缺英语老师时,公社便将吴老师调去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不教。尽管吴老师只教了我们短暂的一年,但我一直认为他对我们的一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十一、二岁那个可塑性极强的年龄段。
课堂上、校园里见不到吴老师,同学们心里失落落的。
后来,吴老师因表现出色,上调到遥远的外地工作,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只能在梦中重温曾经的日子。
二十多年后,吴老师调到了芜湖工作。一天,他在报纸上读了我的一篇拙作后,连忙查询号码,而后将电话打到我的单位。多年不见,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依然是那样熟悉亲切,鼓励思念的话语让我激动不已……
刘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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