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捐田百亩”说陶塘

镜湖乃一方闲适之地，绕碧水漫步，乘柳烟凭栏，登“观澜”远眺，凝“于湖”遐想，都是很愉心悦神的消磨，都是很远嚣离喧的出世。安静乃人生不易得的境界，如果到了眼前无尘，心中无烦的境界，那便是修炼到家了，却是常人做不到的。常在镜湖边上闲逛，又不喜欢扎堆，所以，很喜欢独坐一隅，看远山近水，苍绿参差，偶尔捧一本书，随便翻几页，读几句，虽然心不在焉，也还是有收益的。

镜湖，与名人张孝祥有不解之缘，斜躺在镜湖东北角的于湖先生，写意多于写实，两目凝视西北，颔下长髯，面上清癯。我常常踱步在先生的周围，我就不明白，先生何以三十八岁的盛年而辞世，不能不说“壮志未酬”身先死。

镜湖，旧称陶塘，说陶塘之所以取名“陶塘”，意自“东篱”、“南山”的陶渊明那儿肯定是有道理的。而镜湖的另一别称“留春园”也是有来历的。隆兴二年，张孝祥“时以言者由中书舍人改敷文阁待制”，有点儿归隐之心，便有了这首《蝶恋花·怀于湖》，“恰则杏花红一树，撚指来时，结子青无数。漠漠春阴缠柳絮，一天风雨将春去。春到家山须小住，芍药樱桃，更是寻芳处。绕院碧莲三百亩，留春伴我春应许”。春到家山，赭麓苍翠；柳拂留春，院绕碧莲，陶塘自然也就得名“留春园”了。

绍兴十一年，张孝祥的父亲张祁偕伯兄张郧避金兵而渡江，听了芜湖令宋好古的建议，“寓居芜湖升仙桥西，久之。宅后有池，公遍莳荷芰，旁植花柳，结茅觞咏其间，初不计其为流寓所也”。也许这就是“陶塘”的雏形，该是张祁所置，即便是公拨私产，也是芜湖令首肯或者划拨。按现在的话说，升仙桥西的荷塘柳岸是在张祁的名下，那时张孝祥十岁左右吧，在芜湖读书修业。

《宋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张公传》上有这样一段话，“时绍兴庚辰（公元1160年）……。归芜湖，始筑第宅，扁其堂曰归去来堂，有诗以记之”。《文集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转运公尝面池筑室为读书处，池中多蛙，公以砚掷之，声遂永息，人咸异之”。“禁蛙池”典出于此。转运公当指张祁，而“公以砚掷之”的“公”指张孝祥，因为《信谱传》始云“公讳孝祥”。而张祁任过“淮南转运判官”，所以“转运公”是指张祁也无误的。这面池的“读书所”便是“归去来堂”。早在张孝祥十岁的时候，“归去来堂”已经是张祁结庐闲居芜湖的宅邸了。

张孝祥捐田百亩而为陶塘，似乎无人怀疑，因为有《县志》为证。我对“张孝祥捐田”总觉得可信度不大。张家置田或者划地是张祁执掌家族事务时候的事，张孝祥当时也就十岁吧。种荷菱必是水面，莳花柳该是堤岸，那时陶塘充其量就是一片沼泽。“捐田百亩”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这一片沼泽湿地。

捐，就是无偿的让出。张氏在芜湖的田地是张祁置业的，所以捐，只能是张祁，而不是张孝祥。张祁死于乾道六年，就是张孝祥死后的第二年，因此，就不存在由张孝祥处置遗留的祖产。

绍兴二十九年，殿中侍御史汪澈上章弹劾张孝祥，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孝祥继母才以父官封孺人，孝祥辄乞用己官躐封恭人，父亡即随子官，著令也，孝祥盖有无父之心焉”。若孝祥趱越父张祁而捐家产，必得以父亲名义捐官，而不会以自己的名义捐赠。孝祥继母受封，虽然孝祥当时的官职比张祁大，要求“用己官躐封”是有道理的，仍然受汪澈的弹劾“盖有无父之心”，更何况捐田这一“扬名”的义举，更不会有“无父之心”。张孝祥捐田百亩，也许是史家曲笔或者溢美。

张孝祥说，赭山是“家山”，可见对芜湖是热爱，孝祥进仕之前，基本上是在芜湖读书，许多时光是在“归去来堂”度过的，就是说，张孝祥在有能力建“归去来堂”之前，“归去来堂”已经傍岸临湖多年了。

每在镜湖边散步，每在“归去来堂”后闲坐，那首《蝶恋花·怀于湖》总是涌上心头，尤其那句“留春伴我春应许”。百亩陶塘，文化的镜湖；千年于湖，历史的永恒。

□ 沈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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