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节那人

这么多年来，在城里过年，印象格外深切的并不多，而儿时在老家扬子江边的小镇上过年，很多场景、片段如今却常常浮出记忆的水面。

我的祖母，总是这些过年记忆里的主角。祖父去世比较早，小大大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她就和小大大在一起生活。她在东街一个饭馆里做厨娘，小大大在西街一个商店里做账房，二人都是公家人，拿工资，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他们的日子不咸不淡的，过得还行。

我祖母在家族里的大人们、邻居街坊口里，都称她“二姆”，大约是因我的祖父在家中排行老二而得来的。她娘家的那些子侄，却又都称她为“小娘”，是因她在娘家兄弟姊妹里排行最小。而老家那地界上，日常是没有姑姑、姑妈、姨娘之类称谓区分的，统称作“娘娘”，似沾一点宫里的气息。

上世纪七十年代过大年，我大多是泡在祖母家。大年初一，她总是早早打开大门。堂屋里，靠南窗的八仙桌擦得一尘不染，端端正正排着四只碟子，俗称“糖碟子”，摆放着糕点和瓜子、花生，迎接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那时，镇上人家都没有那种一格格的木质或塑料的“桌盒”，都是或大或小的四只瓷碟子。

祖母家起先用的碟子，是灰白色的，盘底伸出大约两寸高的柱脚，妥妥地立着，状似电视剧里清宫女人的“花盆鞋”。

某次，小大大从条几上拿东西时碰落一个，跌碎，还剩下三只。单数在过年里是不太吉利的，祖母嗔叨着，赶紧撤掉其中一个好的，又添上另外两只碟。那新上的碟，有些年头，瓷色有些颓黄，却似个大大的烟灰缸，直桶状，平底，碟壁高有寸余，模样有点呆板，但碟的外壁，却缀画着三两根青绿的兰草，并点描出金黄与深红相间的花蕊，顿时生机盎然起来。两种不同形状的碟，虽一高一矮，好在都是成双成对，巧避了老派的忌讳。

我等小娃，自是关心碟子里的吃食。那些年，碟子的糕点，每年都或多或少有点变化，在记忆里渐渐连成一条长长的食物链。有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炒花生壳、五香花生米、瓜子、南陵的明心糖、泾县的云片膏。还有本埠的麻酥糖，用水红色或淡绿色的纸皮包着，也称为“董糖”。小娃手小，捏一块来吃，昂着脖子，酥糖稀松，泼洒洒的，脸蛋上、脖颈里常常落沾一些残屑，闹个“花脸猫”。还有一种花生串豆糖，每一个雪白凹凸的糖壳里，包裹着一颗花生仁，在碟子里堆积成一个迷你的山丘。自家制造的，只有“干豆筋”，在面粉里放一些芝麻，揉好后切出两三寸的细条，油炸出锅，黄灿灿的，香喷喷的，一撮撮码在碟子里。

碟子里还曾见过竹节糖（又叫藕糖）、蜜寸糕、豆米糖、花生酥等，但身价好像不一般，并不多见。

老家那个小镇，明英宗之前曾是悠久的县衙所在地，古来就是个商业繁荣的码头。上到汉口，下到南京、扬泰地区，是长江水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镇上大约三百多米长的那条中街，就已经有杂货店及专门食品店七家、糖坊一个。因购买方便，日子也还过得去，关键是我祖母在饭馆里忙碌脱不开身，他们对炒米糖、花生糖，甚至炒花生，自己也是不大做的，要么到店里买一些成品，要么买一些花生、白糖、芝麻、米，扔给糖坊里的熟人，付费加工，过程几近不管不问。这在当时大多俭朴过日子的小镇人家里，也算是个有点另类的人家。

祖母从来都是将喝茶称作“吃茶”。在待客时，她还备有一点佐茶的小菜，一般是杯口粗的两只小碟。以油汪汪、辣乎乎的香菜为主，加入一点碎花生米，再将几片蒲包豆腐干或臭豆腐干掰碎，淋上一点麻油，混拌一下即可。还有一样是酱腌生姜，拿茎块切薄片，也淋上一点麻油。豆腐干、酱生姜，都来自中街的同和酱园，那是个大江南北、方圆数十里地面上小有名气的酱坊。佐茶的小菜，只有尊长辈的男性登门或在外地公家做事的子侄回来，才端上八仙桌的，并非随随便便置办。

老老少少前来拜年时，自然还有“元宝”登堂，即一瓦盆五香茶叶蛋端上来，热气腾腾，香气弥荡。以老派的不讲理的方式，祖母总是三番五次劝着客人，吃下三个元宝，她才比较满意。

那个年月，正经的水果很稀罕，小镇人家也几乎没有用水果待客的习惯。我祖母想得比较周全，如果有几个孙子辈的来拜年，她就从灶间端来煮好的荸荠，暗红色的，颗颗饱满，满满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连皮吃或者啃皮吃都成。祖母坚持地说，小人吃这个好，冬天作暖的，吃了，不咳嗽。

我祖母的辈份巍然屹立，所以，她是不大出门拜年走动的。来拜年的，主要是四拨人，她娘家的子侄，夫家的子侄、孙儿，同事，街坊邻居。

近亲孙儿辈来拜年，她总是要包压岁钱的。她大约有点“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的老式观念，她娘家在六、七里外的大磕山麓，那边的大人、小人来，留顿饭，吃点酒，常常弄些酥糖、桃酥、烘糕之类的点心让他们带回去，但压岁钱却是几乎不包的。夫家这边的侄孙辈来，她是定然要包压岁钱的。她总是年前从东街的银行储蓄所里换来一大沓赤亮崭新的票子，拍起来哗啦啦响。有褐淡淡的一角票子、绿莹莹的两角票子、紫盈盈的五角票子，还有少量红灿灿的一元票子。小娃们稀里哗啦来了，个个脆蹦蹦地高喊：“二奶奶过年好，给二奶奶拜年了！”她笑眯眯地从那一叠新票子里抽着，再抽着，这个几张，那个几张，边发着票子，口里还边喃喃着：好生念书嗷，不要闯搞（闯祸）。而在另一个场合，那红灿灿的一元票子，只会给我家俩兄弟和姑姑家的两个弟弟。但是，我们曾不服气地朝她叫唤，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就一两张，而他们每个人有好几张。事后，她耐心地讲解“以一当十”的伟大货币内涵，我们茅塞顿开，暗自窃喜。

某次，有个白净净的小青年来给她拜年，还拎了几样花花绿绿的点心。他是祖母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在铜官山工作。大约是他的母亲身体长期不好，他们兄弟姊妹都不在身边，我祖母平时嘘寒问暖、来来去去很是照应，他来拜年，也是表达一下谢意。

坐定，寒暄。我祖母从一盒“镜湖”牌香烟里抽出一根递给他，又拾起洋火，划着，欲给他点烟。那青年吓得赶紧站起来，身体扭闪着，直摆手，紧张地说：“啊啊，不能啊，哪能要二姆您点烟，这折我寿啊，我自己来，自己来……”

后来，那个青年告别要走，祖母拦着他，说收下两样，但一定要他带走另外两样糕点。祖母转身抽拿糕点，他抓着时机，夺门而出，几乎是小跑着出了大门。祖母捏着一条红面白油纸的方片糕，跟将出去，边追边喊，小豆子鬼哎，你把糕带回去，带回去噢。我在屋里听见，她的喊声一直游到屋墙外的拐弯处，戛然而止，我晓得她是不成功的。我老家的风俗是，方片糕里有个相互尊重的含义，糕和高是谐音。别人送糕，你得还糕，这叫做“高来高往，人抬人高。”

□ 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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