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许春樵应邀来安徽师范大学讲座。在芜期间，许春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了当下文学及小说创作。在文学与影视间关注当下——访安

记者：您当过老师、记者、编辑、出版社副社长，还在开发区挂过职，现在又是专业作家，经历相当丰富，在这些职业中，您最喜欢哪个？为什么？

许春樵：丰富的经历带来的是丰富的生活资源和写作资源。每一次的职业经历，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财富。最让我感到兴奋、有价值感和成就感的职业是：老师和作家。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职业，每个人的职业应该是每个人内心价值观的需要，而不仅仅为了谋生和赚钱。

记者：在您个人的小说作品中，您最喜欢个人哪一部作品？为什么？

许春樵：自己的每一部小说，我都喜欢（笑）。其实，不能说最喜欢哪一部，因为不是重复性写作，所以每一部都有它的独特效应，就长篇小说而言，《放下武器》在学术界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对整个官场小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颠覆、修正。《男人立正》在老百姓、普通读者中反响更大一些。《酒楼》是一部以家族为背景的商战小说，适合商场读者。《屋顶上的爱情》更适合年轻人去阅读。

记者：能简要谈一谈您的最新长篇小说《屋顶上空的爱情》吗？

许春樵：《屋顶上空的爱情》是我去年2月发表在《当代》上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同年5月出版，小说涉及到青年人爱情、住房、事业等全方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刺痛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读者评为“《当代》小说拉力赛冠军”。物质生活已经挤碎精神理想，利益诱惑瓦解了最后的底线。这是一部知识分子在物欲世界中僵持、妥协、沉沦、挣扎、上岸的小说，真实而残酷，尖锐而辛酸。

记者：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给我们广大读者带来什么新的作品？

许春樵：今年打算节奏放慢一点，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做些努力。当然，我的小说还会继续关注当下敏感的社会现实。最近在构思一个正直的老太太无意中做“托”却又败露的尴尬故事。在这部作品中，我不只是想简单地勾勒一个好人被诱惑和摧毁的命运，而是揭示出无处不在的弄虚作假和坑蒙拐骗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造成的是集体无意识中的集体下沉和堕落。当然，这还只是初步设想，还没完全想好。

记者：在您已有的作品中，着墨最深、用情最浓的大多都是小人物、社会的底层人物，能简要说一说“小人物”吗？

许春樵：小说中人物的大小，不是以身份和财富来定的。首先，真实的历史往往都是由那些小人物书写的。其次，小人物在一部作品中如果是主角，是作家着力打造的，哪怕就是收破烂的，他也是“大人物”；如果生活中有钱有势的“大人物”在小说中分量很轻，是次要人物，哪怕他是省部级高官，是亿万富翁，那同样是“小人物”。所以，作品中人物的大小取决于艺术定位。

记者：您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要具备哪些条件？

许春樵：一是要有丰富的阅历，这点很重要，是小说创作的源泉；二是要有足够的想象力。特别是要有超出一般人、常人的惊人的想象力；三是要有文学天赋，即对生活和语言的高度敏感；四是对文学的宗教情感，也就是保持持久的虔诚和敬意，不然，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是很难写下去的。

记者：您个人的多部作品，比如《男人立正》、《酒楼》、《找人》、《不许抢劫》等都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您个人怎么看文学与影视的联姻？

许春樵：一开始，我很抗拒小说被改编成剧本。《放下武器》出版后，有电视台上门联系我改编电视剧，被我拒绝了，因为那时候觉得写剧本是对写小说的一种伤害，唯有小说才是正宗的，写剧本只是为了赚钱，后来只签了影视版权转让合同，没有签剧本合同。《男人立正》我也没有答应写剧本，后来拍成的电视剧后，我觉得对我小说破坏很大，一部小说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到长篇小说《酒楼》出版后，我终于答应影视公司的邀请，自己改编。这之后，在创作长篇小说《屋顶上空的爱情》时，我发现写剧本不但没有对小说构成伤害，反而有积极的推动，小说在情节、细节能力和节奏意识方面变得更有效率。看来，只要把握得当，切换自如，文学与影视其实可以相互提升。

记者：能不能就“文学边缘化”谈谈您的个人观点？

许春樵：首先，文学的边缘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时代的必然，而不是哪个个人制造出来的。其次，我觉得，文学慢慢的也会回来，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去。在我们消费过度之后，人们会慢慢趋于理性，趋于内心对经典文化、精英文学的一种期待。近30年，中国的文学期刊、文学图书销量下降了90%，导致下降的不是品质，而是文化接受的多元化、载体的多样化之后的阅读的分化，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对纸质阅读的冲击是在所难免的。

记者：那您觉得，在当下，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是应该坚守文学的底线，还是学会让文学走向市场？

许春樵：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者必须坚持纯文学写作、专业性写作，这是责任，也是使命。当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与市场的合作。这其中，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嫁接点、把握好尺度，至关重要。此外，要注意遵守各个文体自身的纪律性。比如，小说的纪律就是要讲究语言、叙事，它要通过语言来传达的，所以对叙事语言就要格外的关注，叙事能力必须强大。现在一些人把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简单地把一大堆对话堆积起来，那不叫长篇小说。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作品的叙事品质。

记者：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一件文化大事，请谈谈个人看法。

许春樵：尽管这是一个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但中国依旧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作家、最多的刊物、最多的文学图书，应该说，目前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中国作家理所当然。从莫言来说，他是中国最具先锋品质的作家，他的先锋性植根于中国民族的乡土之中，植根于高密的乡土之中，是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先锋，而其他大多数先锋作家则更多地是模仿性先锋或技术化的先锋，没有根。所以，莫言是独树一帜的。

莫言获奖，带来的不是文学热，而是新闻热。因为文学确实已经边缘化了。不过，受莫言获奖激励，各级政府明显加大了对文学的重视与投入力度。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近些年来芜湖的文学创作状况？

许春樵：芜湖本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前还有过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大江》。芜湖的文学创作应该能做的更好，应该继续走在安徽的前列，而目前芜湖的文学现状感觉与芜湖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在省内的地位还不是很同步，不过芜湖市的一些区县，在这方面很有亮点，比如南陵县，政府在文学方面的重视力度与投入都很大，当地的文化部门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文学氛围好。

我们安徽的小说在全国各省份中偏弱，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为了培养青年小说家，我们安徽文学院创立了“安徽年度小说新星奖”，一年评选一名，1980年后出生，有创作实践或创作潜力的都在评选范围，获奖者奖励两万元，并与省文学院签约，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将其推向全国。2012年首届评选已经结束，获此殊荣的是宿州的一位80后年轻作家杨飞。希望芜湖能尽快地冒出“安徽年度小说新星”， 我对芜湖情有独钟，因为我曾做过四年芜湖市民。

本报记者  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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