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繁昌砖

盘桓于南京中华门城墙上，脚下垒垒青砖排列有序，折射出沧桑岁月，透示出刀光剑影，犹闻当年风声紧马蹄疾。护河岸垂柳依依，落日相伴，亦给人柔情万种之慨。在南京城墙砖的“古董铺子”里，我从无数块城墙砖里寻觅出“繁昌造”。

繁昌县历史悠久，自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复置以来一直以“陋县”闻名于世，县治在现在的新港镇。直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夏希道出任繁昌县令，才集中民间资金，兴窑厂，拆旧篱，筑城墙，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兴商贸之风。曾巩来繁，感慨万千，遂作《邑令夏希道繁昌兴造记》；王安石来繁，欣然而作《旧学记》。同时，重修隐静寺。隐静寺位于今繁昌县平铺镇，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年隐静寺的规模为“跑马关门”。

新港镇与新淮乡都是易种水稻土类，分布于圩区洼地及丘陵、河谷低洼处。成土母质为湖泊沉积物。土型冷,质地粘重,泥脚深,尤适合于制造砖、瓦。新港镇的砖，当年用于城墙建筑，而新淮乡的砖，则用于重修隐静寺。繁昌县砖瓦瓷窑大规模产业化经营，可以说肇始于夏希道。

南京筑城已有2500多年，然而明城墙的建筑，对现代的南京城仍有影响。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南京(当年称集庆），谋士朱升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于是朱元璋下令筑城，至1386年竣工。繁昌县距离南京只有百多公里，有舟楫之利，新港造的砖可以通过长江水道，新淮砖则通过漳河，转入长江，运往南京。明代修编的《重修太平府志》载：“繁昌县每年将概（该）县人户编派荻港镇江夫三百十四名，共编银一千零二两，又于宁国府拨夫二百六十六名,共银八百两帮助专一答应使客。”荻港镇江夫与宁国府拨夫都是进行城墙砖运输的，可以遥想当年樯橹云集，千帆竞发，顺江而下的盛况。

近年，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研究人员，在繁昌县发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城砖窑遗址，并在其中的一口窑里，找到了残留的古城砖，上有铭文“太平府提调官照磨钱仁司吏施祥；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与馆藏的太平府繁昌县标本城砖上的铭文完全一致，而且城砖的大小、质地，铭文的字体也都吻合。而砖文中记载的这位刘权及其父亲,就是两位典型的北人南官。

据道光《繁昌县志》载,刘权的父亲刘赓原任宛平县主簿,洪武初年受命“制砖窑于繁邑……赓亡,复命子权袭其职……”刘氏父子在繁昌主持为建造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的数年中,恪尽职守,体恤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父子继美,曲体民情,地脉坟茔,必加保护。工既竣,即以陈冲等处田土赐权及子孙。”到了明弘治八年(1495 年),朝廷“停止烧造官员”后,繁昌县百姓请求刘氏后人留在繁昌,“合邑高其义请刘隶籍于繁”。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撰写的《安徽繁昌县明城砖窑址调查报告》称：“这是南京城墙数亿块城砖中，第一次通过实地调查（当地砖窑遗留的城砖）并结合相关资料（南京城墙砖铭文拓片及史料）所揭示的较为详实的地方官吏负责烧造南京城墙城砖的情况。” 道光《繁昌县志》中的陈冲之名，一直延续至今，新港镇人亦称“陈冲垾”，境内有一山岳名“窑山脚”，临近长江边。至今我还记得，我青少年时常去那里玩耍，曾见过很多废弃的断砖残瓦。

新淮窑址位于新淮乡董仓村的村头通往南陵的淮宁路路基东侧，濒临漳河西岸，窑址顺漳河堤岸井然而布，当地人对砖窑称之为“窑墩子”，目前所知仅有粘土砖，呈青灰色。有村民说曾见过城砖上面有“九都十八墩”铭文，“九都”隶属于明初的繁昌县春谷乡，而“十八墩”，则可能是砖窑的编号。而隐静寺所在地，毗邻新淮乡的平铺乡当年则属于“八都”。窑内还出现“宁国府”字样的城砖。太平府繁昌县春谷乡九都（新淮乡）与明初宁国府南陵县隔漳河相望，明初两地多有文化和经济交往。对照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编撰的《南京城墙砖文》上的繁昌县城墙砖与南陵县城墙砖铭文拓片的照片，会发现铭文均是直书阳文，且字迹与文字排列顺序亦多相似，基本可以推断出产于一处窑址。明代修编的《重修太平府志》已经记载宁国府有拨夫至太平府繁昌县长江边，运输城墙砖。可能南陵县的砖多由太平府繁昌县代为烧造的。

物换星移，岁月匆匆。虽然近年对南京城墙多次重建与维修，仍然难以恢复历史旧貌，但终究是存世最大的都城墙。在南京中华门城墙上，我不禁感慨万端：“南京城墙虽犹在，至今谁识朱元璋？”

□张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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