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钱币,确实是一袋,不过是幼儿拳头般大小的一袋古钱币。
年代不太久远,就是大清王朝的“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咸丰重宝”、“乾隆元宝”、“光绪元宝”等等。除了“大清铜币”,还有民国“双旗”十文铜币,颜色斑驳,铸造样式不一。我从没仔细数过,最多扫过两眼,约二三十枚,用洋布袋子装着,再拿绱鞋麻线拴住袋口,以手指尖掂掂,沉甸甸的。
我儿时就晓得家里有一些古董,就搁在草屋的芦席天花顶上;也曾偷偷架着两条长凳,抚摸那令我心仪已久的黑咕隆咚的长方形木匣子。母亲在她八十高龄时,大约断定驾鹤仙去之日不远了,有天傍晚在昏黄灯光下颤巍巍地把这袋宝贝从她箱子最底下拿出,交给我,嘱我留着,兴许能用得着。我笑了笑,说您老留着,到时候再说。她执意不肯,认定价值不菲,硬把这灰白褪色的用绳子封口的袋子递给我。瞅着她眼睛里似乎蕴藏着无穷的哀求目光,我不再推却,怕冷了那颗炽热的风烛残年的拳拳之心。
我在儿时,还听母亲淡淡说过,本来她有五块洋钱,四块打了一个银项圈,另一块银洋又还给我奶奶了。那银项圈,后来她也不知怎么就搞没了,也没拐拐角角地仔细寻找。铜钱,我知道家里理应不少,因为父亲捕鱼的抄网、夹网、扫网上少说也用了二百好几枚,把铜币对敲串成线坠子,起沉淀作用。我也知道,铜板不值钱,一枚都换不到三块火柴盒大小的香气扑鼻的臭豆腐干子;一个“袁大头”就厉害了,值七八十元,能买头十担稻子,二十多担山芋秧子,在我看来简直价值连城。不过,我一直到上高中前也从没看过什么“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的,更不必说金子做的耳坠、耳环、项链。
儿时常听大人说:“千人挣,抵不到一人困。”清明前冬至后,人家常请父亲帮忙——迁祖坟。方圆十来里的乡邻都深知他胆大、心细,识阴阳,办事规矩,值得放心。如此,那些积满霉绿、凹凸不平、泥不拉叽的铜板、铜元就屡见不鲜,很容易拿。但那些胆小心虚的人根本不敢碰。父亲也不是有意要拿去干什么,只是说给孩子们玩,能够避邪气,搁在土里,好烂,还不如存世好。
前天晚上,对着灯光,我情不自禁打开那个小布袋,端视这份遗产,里面竟然还有一张小存折,是繁昌县马坝信用社的。存折内页标注活期和定期,清楚地记录贷款、还款日期,还有存款及支取日期,手写的,余额还有十多元。我知道,连本带息也不超过二十元的,就是支取也说不定银行有无底根,如果扣二三十年管理费可能还倒差钱。存折也皱不拉叽,没身份证大,黄底子红字。浏览一下各项进出,数额很小。心酸啊那些年,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累得直不起腰,也难有几毛钱结余。权且做个纪念吧,也不想什么子丑寅卯。
望着,望着,迅即激活一些封存的记忆。父亲好赌,母亲悉心保存也不易,虽然如今更不怎么抵事,但值得点赞:老人爱下人。
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是的,人啊,有时总得给孩子存一点什么,以防急用。倘若一时半会儿凑不到钱,抵押一下,垫个底,日子就踏实些。
□ 刘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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