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血色文稿（二）

颜真卿像

《竹山堂连句》册（局部），唐，颜真卿（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祝勇

人与人的区别，有时比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都大，尤其在各种文明汇聚的唐代，各种价值观“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眼花缭乱。颜真卿与安禄山，虽是同事，而且是同龄人（“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四十七岁，安禄山五十三岁），价值观却有天壤之别。

忠孝背后是对百姓的爱

安禄山是商人习性，有奶就是娘，没奶了六亲不认。在他心里，终极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加上他是胡人血统，受儒家观念影响很小，他是带着异域之风进入中原，进而影响到中国史的。

颜真卿则不同，他出生于京兆（今西安）万年县敦化坊，听名字就知道，那里是中原文明的中心地带。尽管在他生活的年代，儒家价值观被流动的异族文化信仰所稀释，但在大河两岸、长安周边，传统价值依旧保持着它应有的浓度。唐玄宗把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京兆府的首长为京兆尹，万年、长安，都是京兆府下的县，这些名字，也都渗透出对帝国长治久安、万年永祚的祈福，敦化坊的名字，来自儒家文化的经典文献《中庸》，在今天读来，依旧那么温柔敦厚。

《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是要以道德教化使民风淳厚，让我想到杜甫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政治清明、民风淳厚，仍然是那时人们的心理期待。颜真卿虽然父丧家贫，但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又饱读诗书，他的心中，早已形成了超越个人生命价值之上的族群价值，让他的生命超越生物意义层面而上升到信仰层面。

有人会问：那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宦所簇拥着的皇帝，是否值得去效忠？作家张锐锋曾说：“皇帝实质上是被飞龙盘绕和锦衣包裹着的空洞概念，却成为勇士们赴死的理由。”但在颜真卿的心里不只有对皇帝的忠，他心里还有孝，因为“孝者德之本”，连唐玄宗，都颁布了他的《孝经注》。忠和孝，背后都是爱，只不过那时的中国人不说爱，只说仁，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不只爱皇帝，亦爱百姓，爱天下的苍生。所以儒家讲仁、义、道、德，不是宣扬愚忠，而是讲天地大爱。假如愚忠，孔子就不会在诸侯之间跑来跑去了。没有仁、义、道、德，天就会塌下来，人就只是一堆皮囊。孔子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那“道”，让他为自己世俗的肉身找到了崇高的依托。

因此，颜真卿与安禄山离得再近，也不可能在一个槽里争食。颜真卿虽比安禄山官小，但他的人生不可能被安禄山绑架。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自己做主。这一点，或许是安禄山想不到的。他不明白除了欲和利，颜真卿还需要什么。如此，当安禄山统帅他的大军，势如破竹，攻下东都洛阳，又破了潼关，准备直入帝都长安，安禄山万万没想到自己后院起火，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和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同时“谋反”。

颜家大小三十多口被杀

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造的是安禄山的反。安禄山曾命颜真卿防守黄河渡口，这让颜真卿在大战之前，有机会直面大地上的江河。万古江河，或许会让颜真卿想起孔夫子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一刻，他一定会考虑，这世界上有哪些东西会被这大河裹挟而去，哪些将会留下，化作永恒。那或许是一次与圣哲对话的机会，他觉得离孔子很近，离河流所象征的祖先血脉很近。

不知道颜真卿在作出决定时有没有犹豫，像他这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否也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过程？毕竟，安禄山是强大的，像他庞大的身躯一样不可小觑。颜真卿再看不起安禄山，也不能看不起安禄山的军队——它被称为“幽蓟锐师”“渔阳突骑”，连中央军都对它望而生畏。后来的事实证明，连哥舒翰这样一位老将都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在潼关一败涂地，协助哥舒翰防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时任监察御史）赶忙逃回长安。

潼关一失，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中，坠黄河死者数万，以至于多年后，诗人杜甫从战场经过，“寒月照白骨”的景象依然令他毛骨悚然。颜真卿自己以卵击石，又有多大意义？

但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腰斩了安禄山派来的特使段子光，颜真卿和颜杲卿兄弟就没收过手，直到安禄山反攻倒算，攻下了平原郡，杀了颜杲卿，顺便杀了颜家大小三十多口，颜真卿只有悲愤，却没有后悔过半分。

兵荒马乱之际，李白和张旭在溧阳（今属江苏省常州市）相遇了。酒楼上，他们的话题，离不开这场战乱，也离不开颜氏兄弟。张旭说：“河北十七郡，只有颜真卿、颜杲卿两弟兄不愧是忠臣。”李白说：“高仙芝不战而走，损失惨重，这已是一输；而朝廷不让他戴罪立功，却听信宦官之言，遽弃干城之将，这又是一失。这样一输一失，贼势便又猖狂起来。”说罢，李白望着窗外纷乱的杨花，愁眉不展，愁肠百结。

颜杲卿被史思明所杀，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的事。因为颜氏兄弟的“起义”，河北十七郡在一天之内复归了朝廷，牵制了安禄山叛军攻打潼关的步伐，所以安禄山命史思明率军，杀个回马枪。经过六个月的苦战，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县东北）城陷，颜杲卿被俘，被押到洛阳，为安禄山所杀。六月初九，潼关失守，使得叛军进军长安的道路“天堑变通途”。四天后，玄宗西逃，又过四天，长安陷落。

杜甫王维也被叛军俘获

长安陷落后不久，王维、杜甫分别被叛军俘获。王维被押解到洛阳，安禄山劝他投降，王维又是拉肚子（提前服了泻药）又是装哑巴，算是躲过一死，被关在菩提寺里。他听说唐玄宗时的宫廷乐师雷海青之死后，悲痛中口占一首《凝碧诗》，广为流传，一直传到唐肃宗的耳朵里。唐肃宗听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这样的诗句，一定感同身受，也知道王维身在曹营心在汉，收复洛阳后，非但没有处死王维，还给他升了官，作尚书右丞，王维从此多了一个称号：王右丞。

长安城破，杜甫带着家小逃向漉州（今陕西漉县）。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这么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看见这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掺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次逃亡，起于仓促，人人争先恐后，杜甫由于过分的疲劳，陷在蓬蒿里不能前进。这时和他一同逃亡的表侄（他曾祖姑的玄孙）王砅已经骑马走出十里，忽然找不到杜甫，于是呼喊寻求，在极危急的时刻把自己乘用的马借给杜甫，他右手持刀，左手牵缰，保护杜甫脱离了险境。

十几年后杜甫在潭州遇到王砅，回想过去这一段共患难的生活，他觉得，当时若没有王砅的帮助，也许会在兵马中间死去。他向王砅说：“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后来他与妻子会合，夜半经过白水东北六十里的彭衙故城，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啼哭，男孩只得采摘路旁的苦李充饥。紧接着是缠绵不断的雷雨天气，路径泥泞，没有雨具，野果是他们的糇粮，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夜间寄宿的屋椽。

走过几天这样的路程，到了离漉州不远的同家洼，友人孙宰住在这里，当杜甫在黄昏敲开孙宰的门时，面前展开了一幅亲切而生动的画图：主人点起灯烛迎接这一家狼狈不堪的逃亡者，立即煮水给行人洗脚，还不忘剪些白纸条儿贴在门外给行人招魂。两家妻子彼此见面，主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把睡得烂熟的孩子们也叫醒来吃。

这段遇合，杜甫在一年后写在《彭衙行》里，真实而自然，和他后来许多五言古诗一样，作者高度地掌握了这种诗的形式，发挥他写实的天才，无论哪一代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感到一片诚朴的气氛，诗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历历如在目前。

杜甫在同家洼休息了几天，把家安置在郧州（约在今湖北安陆一带）城北的羌村。由于长期的淫雨，郧州附近的三川山洪暴发，淹没了广大的陆地，远方是兵灾，眼前是洪水，他喘息未定，听到的是万家被难的哭声。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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