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黄河浪、和谷、秦友君、子页、杨燕和张春风在社会三路55号合影。 作者供图1984年,和谷、贾平凹在社会三路55号市作协办公室。长生 摄
1984年初,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黄悌为主席,贾平凹、权宽浮为副主席。次年,增选和谷、景平、商子雍、子页为副主席。其前身为西安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50年,主席为郑伯奇。1960年,市文协跟随市文联与市文化局合署办公。1990年底,西安市作协换届,贾平凹为主席,景平为常务副主席,和谷、权宽浮、商子雍、董子竹为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成立后,办公地址临时设在钟楼社会三路55号后院一个居民院里,市文联也搬到这里办公,长安编辑部仍留在教场门。
西安市作协的办公室,是在水泥平房顶上搭建的一间半边瓦房,20平方米大小,外间坐着刘大鹏、黄河浪、韩俊芳,我和贾平凹坐在里间。一墙之隔,是临街的德发长泡馍馆,羊肉味很浓。老鼠也多,甚至在黄河浪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窝仔儿。站在屋顶上,左手一指是钟楼,右手一指是鼓楼,近在咫尺。市作协开始谋得一位造锅炉的民营企业家郭永胜资助,设立西安冲浪文学奖,继之在华山脚下的玉泉院举办读书改稿会,甚至联系作家到全省各地甚至外省授课,还在报话大楼下办了作家书屋。
市作协办公室,由刘大鹏坐镇。刘老兄仕途坎坷,从担任市上某部门领导一路降职,低就市作协的工作人员,仍一片诚心,与年轻人打得火热,亲如兄弟,同是文友、牌友、酒友。我写过一篇散文《儿子啊》,是写他思念在前线当兵的儿子的,发表于《随笔》。他推荐我写了新蕾歌舞团邢少华的《风流歌星》,在中国青年报登了一整版,获奖得了一套价值万元的狮龙音响。市文联下属的协会,还有音协的牧江、剧协的刘琼、美协的杨宏汉、摄协的李长生、书协的刘浩然、曲协的张炳文等,麻雀虽小,五脏齐全,都集中在楼上楼下。
在小庙庵似的办公室里,贾平凹坐在我对面,开始写他的小说《浮躁》,写完开头一段念给我听。徐剑铭在《西安工人文艺》当副主编,在西安颇具诗名,与我和贾平凹、商子雍等以市作协名义创办了《散文报》,得到在省上担任要职的老作家李若冰的支持,办报经费和发行由徐剑铭筹办。后因经费拮据,《散文报》只出版过几期,半途而废。
后来,杂文家商子雍调到西安晚报文艺部任职,写有名篇《牧场雪莲花》的老作家权宽浮、剧作家景平做专业创作,也一起参加市作协的活动。期间,我和贾平凹等创办西安文学院,每周在新城剧场有讲座,请西安的著名作家和外地如蒋子龙、刘绍棠、周克芹、张贤亮等名家授课,座无虚席。
诗人公刘才华出众,上世纪80年代来过西安,在一次诗歌会上说陕西诗人还没有走出潼关,让陕西诗人很没面子。当时,陕西诗人都很自信,包括我等,让更自信的客人公刘当头泼了一盆子冷水。我西北大学的同窗刘斌的文章,也说到这档子事。刘斌的诗作《天上的歌》影响很大,他从来都是愤青一个,诗人气质,率真,不客气,说鲁迅不也是当年的愤青?在教场门市文联平房里的一次诗歌会上,争论朦胧诗,他对老诗人戈壁舟主席说,你说你一辈子都没学习好理论,却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习理论,这有点误人子弟。戈老也倔,脸色不好看,说有事离开了,在门口给我说,以后你们年轻人的聚会不要请我参加了。那时的年轻诗人,血气方刚,尊重老诗人,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期间,我和贾平凹去常宁宫住过一段时间写东西,与皇甫乡上商议修葺作家柳青墓地。原下就是柳青《创业史》所描写的蛤蟆滩,南山如黛,柳青就长眠于原畔的田地里。也同常住这里的老诗人胡征一起在田间散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说省作协大院的往事,相谈甚欢。
到80年代后期,西安市文联的办公地址从社会三路55号迁往大莲花池街莲湖巷2号。这是一条东西不畅通的小巷子,巷口有一块小牌子“此巷不通”。狭窄的院落里,建了一座三层楼,呈马蹄形。南边一楼的图书资料室,是一个聚散地,管理员郭昕是个乐呵人,她老汉关睢是写有《辛弃疾》的剧作家,也写诗,爱打麻将,抽烟时贪婪地用嘴捕捉吐出的烟雾。一群俊男美女或歪瓜裂枣,舞文弄墨,吹拉弹唱,时有风流韵事,哭爹骂娘,熙熙攘攘,好不喧闹。
在此前后,市作协和《长安》编辑部也随迁至莲湖巷2号,在北边三楼办公。北窗外是莲湖公园,参天大树下的连椅上常有幽会的青年男女,湖光潋滟,荷花浮萍,风景优美。莲湖巷尽管地处偏僻,却是酒好不怕巷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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