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柳荫下的陇中古道 □　王　平

“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同乡杨昌浚,途径甘新大道时看到一路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植拂云霄,触景生情,深有感触而写下的诗句,称赞了左公在西征期间动员湘江子弟在沿途筑路种树,绿化边陲,开发西北的壮举。

左宗棠(1812年11月－1885年9月),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湘军将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同治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

同治十年(1871)八月,左宗棠由静宁取道会宁到达安定,将指挥大营驻扎城西营盘(今安定区玉湖公园)开始了全面部署攻打河州的准备工作。到同治十一年正月,历时8个月的河州战事始告结束,同年七月左宗棠由安定拔营进抵兰州省城陕甘总督治所,在定西近1年时间。虽然左宗棠西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回民起义,最终收复新疆的大片失地,但他在定西活动期间,却对定西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定西境内的古驿道花大力气进行了整修,显著改善了定西地区的交通状况。

左宗棠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是从潼关西进的,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品运输尤为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难于筹粮。”因此他花大力气,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甘,再分两路进入新疆,全长三四千里。此路大抵沿元明清的驿道而筑,分陕西段、陇东段、定西段、河西段、新疆段,此即人们所称的“左公大道”。另外,左宗棠在定西期间还修整了马营监至安定道路,内官营至狄道运粮线,巩昌至狄道道路。

修筑定西段道路。此道即陕甘大道中由静宁经会宁、定西到达兰州的道路。此段道路中最艰险、最困难的地段位于会宁和安定两县之间,全长约三百里。这里沟壑纵横,山高屹多,道路多穿行于屹涧,被商旅视为畏途。同治十年六月,二路大军向洮河集结,战线延长,后路粮运不继。原先行驶在静宁至安定间的十三帮车骡和重新组织的一百四十辆大车,在这一线很难加快转运速度。左宗棠令刘明灯所部从马营监(今通渭马营)向安定监视前进,令徐文秀所部从静宁开向会宁,逐步造船修桥,渡过洮河,修治兰州大道,以利运输军资火药,在静宁储备。八月,左宗棠经过重新整修的大道将行辕由静宁迁往安定。刘、徐两军对所经道路略加整理之后,便通过安定、狄道间的便道开往洮河要津唐家崖。整修道路的任务则由周绍廉的五营湘军承担。从史料记载来看,周绍廉的湘军从进入这一地区到撤离这一地区,均未参加过河州战役。河州战役结束后,即由安定开往肃州,仅有的史料都是筑路修桥的情况。可以推断,周绍廉的湘军,从进入这一带大体一年有余,一直是负责整修道路的部队。

修整马营监至安定道路。此道为西汉平襄道之一段,可行车马。明、清达到极盛时期,是一条安定通往秦州(今天水)的重要驿道。马营监设立于明代,是明在西北的养马基地。清初,一跃而成为甘肃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交通十分发达。左宗棠西征至静宁时派少量部队游弋于秦安、通渭、马营至安定一线,并在马营设立粮局。这些部队所需粮料、物资从安定由一帮大车和一帮驮骡承运到马营粮局。部队撤离后,保护商旅行人的任务由马营游击署担任,而道路的整修则由沿线群众承担,所费银一般由山陕会馆以及商旅捐助。这段路线,由马营经油坊、牛营店、红土窑而至安定,是兰州通往秦州的一大捷径。

开辟安定至狄道运粮线。同治十年,进至狄道的中路军,由于转运不足,粮料供应发生绝大恐慌,不得不向安定大营求援。左宗棠遂在安定的内官营设立粮局、屯储大量粮料,以备中、右两路大军使用。并在通往狄道要口站摊派平江营两旗(约五百人)驻扎,以便护运和往来勇夫歇息。内官营粮局的粮料以及少量的物资皆由平庆泾固各站运来,再由骡马、驴从这里运往狄道各军。因道路艰险,只作少量修整,河州攻克后,此线由民间驮帮使用,并有独轮车行走于其间。

修整巩昌至狄道道路。这条道路为回民起义军的主要控制线,也是西征军中路部队向河州推进的一条军事路线。巩昌至渭源一段,路线沿渭河左岸而行,较为平坦。渭源至狄道一段,中间隔着险峻的关山梁(即洮河、渭河分水岭),道路亦常险阻,不易行走大车。所以,当时左宗棠用驮骡两头抵车一辆的办法来弥补粮运工具之不足。驮骡的多少,根据部队需粮的多少而定,由各州县摊派。但是,这一线上的护运兵力十分单薄,回民起义军多时拦截运粮部队,交通经常中梗,前方粮料不足也就成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是中路军向安定大营求援的重要原因。由于是驮骡运输,对这条道路的要求也不甚高,也就只作了少量整修。上述四条路线中,唯有陕甘大道的定西段道路是左宗棠及其将士们苦心经营的。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西征军在整修道路的同时,还在一些较大的河沟上修了大量桥梁。仅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平凉、固原、会宁、安定、金县(今甘肃榆中县)、皋兰、平番(今甘肃永登县)等8个县境内,修建大小桥梁有80余座。如在会宁县境内修筑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安定境内修筑木石桥八座,临洮境内搭成浮桥两座……这些桥梁中,以砖石拱桥的修建较为困难。砖石结构的桥梁以会宁县的“利济”“履顺”“平政”和安定县的“永定”桥最为著名。位于安定往会宁方向25千米处的宋家沟“永济”地段,为陇西段丝绸大道中路必经的官商要道,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巩昌知府王廷赞主持在此修建一桥,后人称“王公桥”。此桥一遇山洪,即行坍毁,年复一年,劳费民力不少。左宗棠进驻安定时,王公桥已毁弃不能通行。遂命其对此桥进行了彻底修建,桥型为砖石拱,工程完毕后,幕府请左宗棠做记,但左帅说:“掠美沾名,吾不为也,但名之曰永定”(见《甘青宁史略正编》卷十九),故名“永定桥”。光绪九年(1883年)时,桥身倾斜,虽经总督谭钟麟下令修补,但到清末已破烂不堪,车马无法通行。其后屡建屡垮,现存王公桥,不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的,不是清朝时间修的那座了。在西南的洮河上,左宗棠于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至十月间,分别在狄道城西门外和康家崖两处搭成浮桥。资料所载,八月己巳,“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所说即此浮桥。

左宗棠在整修甘肃驿道时,特别注意道路两旁的绿化,尤其是兰州官路的东段,仅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间就在路旁植树26.4万株。自泾州到玉门关绵延千里,为了巩固路基和方便行旅,左宗棠令士兵在路旁植柳树一至二行,最多的地方有四至五行,“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颇为壮观,被甘肃百姓誉为“左公柳”。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不但命西征各军植树,还鼓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植树,甚至专门把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在他们之中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在西北期简制定的《楚军营制》中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教戒。”又“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既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文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营官亦宜随时告戒；不徒马夫有过也。”规定之周密,处罚之严厉,无不反映了左宗棠重视护林的态度和决心。

面对赤地千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自西汉赵充国到清代岳钟琪、杨遇春等等,用兵西边的将领多矣哉,但均未大规模植树,何以左宗棠独具慧眼,“新栽杨柳三千里”呢?这是因为左宗棠自幼在湘阴柳庄,半耕半读,对农林园艺及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及长又致力于杂学、地学、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故西征时,参酌秦始皇筑驰道的规制,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因地制宜,沿驿道广植榆柳,加强管护,以收蔽荫、防尘、护路、路标、绿化的综合效益。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据秦翰才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记载:“凡是文襄公或楚湘军所到之地,就大家种树。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公从关外进京,见路旁榆柳成林,不胜欣慰,他在奏稿中写道:“路旁所栽榆树,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城兰州,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关怀,“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交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力最勤”。按左公所记,从陕西长武境起至会宁县止,600多里间,连年种活的树共有264000多棵,甘肃各地约400000万棵,再加上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应该在150——200万棵之间。而当时湘湖子弟大约是12万人,合每人种树10多棵。可见其种树之功业。

如今,“左公柳”已不单是自然植物,她已经具有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正如当代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所言:“一个人和他栽的一棵树能经得起民间一百多年的传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学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风实际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风何能度玉门,为有振臂呼风人。左是在政治腐败、国危民穷、环境恶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说他只有平乱之命,并无建设之责。但儒家的担当精神和胸中的才学让他觉得应该为整顿、开发西北尽一点力。左宗棠挟军事胜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飙,扫荡着那经年累世的污泥浊水。西北严酷的现实与一个南国饱学的儒生,砥砺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闪耀在中国近代史的前言,绽放出一丝回暖的春意”。

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从唐代进军西北时诗人口中凄凉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吟唱,到近代左宗棠挥师西进,高奏“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的开发凯歌,谁能不说左宗棠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境界,开启的不是一个新的征程?一棵树,就是一块不朽的碑；一条路,就是一部传世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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