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的神秘蒙古墓

门洞牧羊图

墓顶绘图

醉归乐舞图

赵作雨

1998年春，蒲城县南洞耳村赵金粟在果园引水浇果树时，因渠水下漏而发现了一座蒙古大朝国至元六年﹙南宋咸淳六年﹚所建的蒙古墓，揭开了蒙古墓神秘的面纱。

蒙古墓是秘葬，很少被发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安葬在何处，学术界一直在寻找。蒙、美、日等国的科学工作者，查寻了许多年，也未有结果。根据史料记载，早期蒙古人的坟墓是“保密”的。不管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尤其是皇帝和诸王的埋葬地，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到了元朝，蒙古人为了维护统治，虽然推行汉化政策，典章制度虽仿照汉唐，但各色人(忽必烈把全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依旧俗行事。特别是经过元、明、清各代的七百多年，丧葬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加之各地自然、经济、文化条件不同，丧葬礼仪也有所不同。但主要形式是：野葬，火葬，秘﹙深﹚葬三种形式。

野葬

野葬，又称天葬，是在蒙古族中常见的一种葬式。蒙古人死之后，棺材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入殓用卧式棺材时，若死者是庶民，就让其仰卧。若是喇嘛，入殓时让其右侧躺卧，右手枕在头下，左腿放在右腿上，两腿不能拼齐。送葬时，将棺材放在勒勒车上或用骆驼、马驮着尸体，用鞭抽打牲畜，任意颠簸，赶向固定的野葬地。死尸掉在地上后，让狐狼鹰犬鸟兽啄食。三天后，如果尸体已经被野禽、野兽吃掉，主人则设酒宴，举家亲朋相庆。认为灵魂已经升上了天堂，也是后人吉祥之兆。要是尸体还在，则认为死者生前有罪，罪恶未消，就要请喇嘛来念经，给他消灾、忏悔、赎罪，然后把黄油涂在死者身上，求得早一天被鸟兽吃掉。

火葬

火葬是用火焚化尸体。火葬与佛教的输入有关，佛教主张火葬，蒙古族笃信佛教。

火葬是王公贵族们的主要葬式。将尸体用布缠裹，涂以黄油，入棺后一同火化。丧礼过后，骨灰送至喇嘛寺内，将骨灰和麦粉合在—起，制成人形，存于喇嘛庙的宝塔，以求佛法庇护。若是贫苦家，只把尸体移出蒙古包外焚化。

秘葬

秘葬，也称深葬。这种在地下埋葬风俗，大概是与魏晋时期北方民族的潜葬一脉相承。从太祖成吉思汗起，元朝的十几个皇帝，死后大都葬在漠北起辇谷，《元史·太祖纪》载：“葬起辇谷。”《蒙古源流笺证》曰：“起辇谷在漠北创业之地……起辇谷，亦怯绿连之合音也。”(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黑鞑事略》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明代叶子奇《草木子》卷之《杂制篇》载：“送至……寝地深埋之，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即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所以，从元朝统治者成吉思汗起，直到元末的脱欢帖木儿，至今都未发现他们的墓迹。《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六》载：“凡宫车晏驾，棺用香南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筋各一，殉讫。合棺后，外表涂漆，再用4条金链箍紧。棺罩及灵车帐帘，皆为用金线织成纹饰的青边白毡。”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尔泰山的途中，护送灵柩的人要把沿途遇到的一切人杀死，并对他们说：‘请你离开凡间到阴间去吧！去服侍你们已经驾崩的领主吧！’”

据说，成吉思汗在征战时，路过鄂尔多斯草原，忽然被蹦出的几只幼鹿惊得马鞭落地。他看了看周围之后，高兴地说：“这幼鹿奔跑的富饶之地，就做我百年之后的安息地吧!”

成吉思汗死后，按祖制，棺木是将独根楠木从中间竖劈成为两半，将树心掏空，然后将遗体及陪葬的金壶、金瓶、碗碟匙等物入殓后，两木合为棺，用四条黄金带束紧，送往他生前所指定的埋葬地点。开穴时，将土一块块取出，顺序排列。葬后，又按原来状况将土块填入。这样，就不留变异痕迹。还特意在葬地广种树木，成为密林，更无法知道埋葬的具体方位。现在那个区域叫“伊金霍洛旗”，就是“帝王的陵墓”的意思。

蒲城洞耳村发现的这座蒙古墓，属贵族秘葬之一。开掘后，沿坡道而下，至4米深处，即到墓门。墓门面南，系砖箍拱形门洞，高约1.2米，宽0.9米，长约2米，进入门洞即是墓室。墓室系用砖砌成不同面距的八棱形，并向上延伸成为穹窿顶盖，呈现蒙古包状。高约4米，直径3米。墓室底亦用砖砌。墓室右侧筑有砖砌神台，高0.5米，长2米，宽1.4米。上卧一对男女骨骸。无木质棺椁残迹及陪葬物。墓穴发现后，未开掘之前，有不少村民下去看稀罕。因而，墓室内遗物及神台，有所损失和破坏。

全墓室和门洞均用白灰泥抹过，上饰以彩色壁画。整个壁画颜色，虽说时光已流逝700多年，但仍很鲜艳夺目，基本完整。整个壁画的布局可分为门洞、正中、右侧、左侧及墓顶五个部分。门洞绘画是“牧羊图”。群羊各显神态，有的低头食草，有的举头张望。旁有牧人，着胡服胡帽，眼神专注，举鞭注视羊群。门洞对面正中部分为“家居图”。绘着墓主夫妇，男右女左﹙蒙古族夫妻合葬习俗，是男在右，女在左﹚，并排坐在各自的胡床(圈椅)上。男主人面部丰满，唇上和颌下留短须，眉目含笑，头戴折沿披缨帽，身着蓝色交领左衽束袖蒙古袍，腰束红带，足蹬红靴。女穿红色蒙古袍，头梳贵族“姑姑冠”。墓主之后画有木雕嵌画座屏。屏风之上绘有正方形匾额，匾额内容书有墓主官爵、名讳、开穴日期。墓主两旁站着男女侍从。男抱杖器，女捧梳妆用的红色三连盒。二侍身后均画有木桌，桌上放着花瓶、玉壶春瓶、缫、盘、高足杯等生活用品。“家居图”两侧至门洞有石栏假山、花草树木及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作为背景，均与门洞周沿所绘的互相攀绕的粗线图案相连接。门洞左侧部分绘“行别献酒图”，紧贴门洞绘着大树，树上拴有一红一白两匹膘肥体壮的战马，马旁的墓主欲出征或狩猎，后跟有健壮的护卫。两位仆从一手持玉壶春瓶，一手高举盘中的酒杯，跑在主人面前，为其饯行。两只猎犬也为主人的出行而狂奔跳跃。门洞右侧部分绘“醉归乐舞图”。上绘墓主荣归景象，两匹奔波疲惫的战马，缚在挨门洞的枯树上，马旁三位艺人，一人弹“火不思”四弦琴，一人击掌作节拍歌唱，一人手舞足蹈地独舞。主人由一仆人搀扶，疲劳的主人虽腿弓腰弯，但看到别后的家人载歌载舞地热情迎接，则面露喜悦。那位手持玉壶春瓶，高举酒杯的人，则紧跟在主人身旁，期待主人接饮。

墓顶绘有仿蒙古包顶的钩云状圆圈图案，圈下有四幅“儿童攀花图”，中间隔着四颗喷射火焰的宝珠，连接成圈。绘画除“家居图”外，其他的人均为男性，身着短袍长靴，腰带上系烟壶。整个壁画反映的室内装饰、人物衣着、坐姿坐具，与元刻本《事林广记》中的插图完全—致，表明这是典型的元代蒙古人生活状况。

从这座蒙古墓的墓室造型、壁画内容上来看，反映出此时此地蒙古族文化的时代特点，特别突岀。首先墓室建筑形状，保持了蒙古包状，但下部却为八棱状，采纳了汉文化的“八卦”形式。墓室正中“家居图”上方的矩形匾额中文字，是汉字用毛笔书写的。其中的“大朝国至元六年”(“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岁次己巳”中的“己巳”，采用了六十花甲纪年法；“二月清明”则釆用汉历法及节令；“娘子李云缐”是汉族人﹙蒙汉通婚合葬，称作“蒙汉合璧”﹚；蒙古人有名无姓。但墓主“张按答不花”的“按答不花”名前，贯有我国汉族中姓氏人数最多的“张”姓。

这座墓室壁画，显示了蒙古拖雷率军于窝阔台汗二年﹙1231﹚入陕，到蒙古至元六年﹙1270﹚期间，蒙汉民族文化大融合情况，令人惊叹，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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