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关学的历史足迹

魏梦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八百里秦川养育了正直、大方、朴实、厚重的关中人。这种独特民风的形成，与流传在此长达800年的关学思想息息相关。明朝初年，宋濂、王袆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其中“关”就是“关学”。历史上的“关中”概念与现在的行政区划不同，但是渭南地区一直是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关学士人，其中不乏关学传承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南大吉、杨爵、韩邦奇等。

历史上的关学，由于学传的变迁、年代的不同，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差异，但还是能够看出其中比较一致的特色。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关学文库》序言中指出，关学的三大特色：“第一，学风笃实，注重践履；第二，崇尚气节，敦善厚行；第三，求真求实，开放会通。”这些特点在渭南关学士人群体有着鲜明的特征。渭南地区的南氏家族，自南大吉、南逢吉兄弟开始，不仅把心学思想引入关中地区，同时随政兴学、造福一方。南大吉继承父志，纂修了渭南第一部县志，质量上乘，功绩显著，被誉为明清关中八志之首。其后，南氏后人，南大吉侄孙南师仲还续修《渭南县志》。南氏家族才人辈出，多有官至中枢者。明朝末年，南企仲（官至礼部主事）的儿子南居益（户部侍郎）、南居业兄弟，在李自成起义期间率领当地人民奋力反抗，多次击退叛军。在李自成破城后，二人宁死不降，惨遭炮烙之刑，后绝食而死。

关学作为流传在关中地区八百多年的学统，对于那些关学色彩不够浓重的士人群体，亦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清代末期，蒲城县王鼎就是一位代表。王鼎，字定九，渭南蒲城人。近代抗英反鸦片时期，著称于世的爱国名相。提及近代抗英反鸦片运动，尤以林则徐为世人所熟知，其实王鼎是林则徐的老师。由于林则徐的铁腕镇压阻断了英国人的鸦片贸易，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林则徐亦因此受罪于朝廷，被发配边疆。王鼎一直积极主张抗战反鸦片，所以借治理黄河洪水的机会，把林则徐留了下来。但是，在英国人第二次来犯后，道光帝畏惧战争，矢口否认，坚持把林则徐发配边疆。王鼎回到北京后，向道光帝痛陈对英妥协会为国家民族带来什么样的长久危害，并与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庭争论得不可开交。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1842年6月8日深夜，他写下“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书，自缢于圆明园，享年74岁。关学崇尚气节，敦善厚行的学风在他身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在韩城司马迁祠墓，踏着开凿于春秋时期的山岭古道，寻访关学的行程也走向了终点。抬头望，太史公的祠墓就在半山腰矗立着，孤傲地站在被雨水千百年来冲刷地几乎垂直的山崖边上。头伏天的关中大地烈日炎炎，地面似乎都要蒸发了。迎坡而上，坡势缓缓上升，行至半腰便见一木制牌坊上书“高山仰止”四个字，遒劲有力。这时，地势骤然陡峻，继续向上，攀爬九十九级石阶，才到达太史公祠院。步入院中，但见古柏参天，花木扶疏，清风徐徐，庄严肃穆。祠正中为献殿，殿中碑石林立，许多名人在上面题字。在祠前凭高俯视：黄河绕其前，芝水漾乎左，西枕梁山之岗，南临千仞之崖。祠院四周都是用砖砌起的数仞高的垛墙，远瞻俯瞰，备极雄伟。献殿后面就是寝宫，司马迁像正襟危坐，身着长袍，足凳木屐，长须飘拂，双目如炬，刚毅凛然，令人顿起千年之思。

寻访关学遗迹，太史公祠墓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太史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气魄和文以载道的价值担当，奠定了中华史学文化的书写传统。这种精神在关中大地被接续下来，张载作为关学端绪，其横渠四句教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是关学乃至整个儒家文化传统的精神标识，不得不说是对太史公所追思的天人之学的承诺与回答。两者遥相辉映，一脉相承。关学是真正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一步步生发出来的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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