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的记忆

●王安宁

说起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打电话无疑是老百姓体会最深的事情之一。在老一辈人过去的印象中，打电话大多是机关单位的事。老百姓偶有急事，需要跑到邮局，先挂号排队，由工作人员帮你叫通才可说话。如果是长途，那就更麻烦了，需一级一级由接线员传递叫通，运气不好时，等半天也未必打得通。打一个长途电话，没有几元钱是不行的，这在只有几十元工资的那时，可不算一件小事。七十年代初，小姑去北京出差，当时我还在部队当兵。营部通讯员跑来说有我电话，等我心急火燎地跑过去又不通了。通讯员只好重新呼叫兰考县总机另挂，折腾了半晚上始终没有接通。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的电话要从兰考再要开封、开封要郑州、郑州要北京、北京要某电话局、某电话局才可要到小姑住的地方。这中间只要有一个地方占线，电话就无法接通。

1981年我到公社工作，电话室有办公电话。那时全公社的电话就六七部，全是街道各单位的。接电话先要叫通公社总机，才可叫通说话。因此，各单位都巴结公社电话员，只有和他搞好关系，单位电话才会及时接通。九十年代中期，IC电话在农村出现了。官底街道安了两部，一部在公社门口，一部在街道十字。电话机自动从卡里扣除资费，比过去方便多了。两千年以后BP机传到了乡下，可以随时随地呼对方了，不过你得在电话机旁等着。有时几个人都在等，铃声一响，大家都争着接。在传呼机成为时髦的大潮里，我也咬牙买了一部。九十年代后期，在渭南工作的儿子，执意花六百多元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机，为的是和家里联系方便。但麻烦也来了，那时因为农村电话少，常有人来家里打电话。收钱吧，显得太皮薄；不收吧，月底收电话费一疙瘩，实在承受不起。最麻烦的是外地有人给家里打电话，我一家人全成了通讯员，得赶紧去叫人。哪怕你的手刚塞进面盆也得抽出来，遇到雨天更麻烦，去了两脚泥，甚至还会栽一跤，落个腰腿屁股疼。不去就会得罪人，多少年修下的邻里关系一朝完蛋，为此没少叫人头疼。到两千年初，一个官底镇就装了四五百部电话，动作慢了抢不到号还装不上呢！那时谁手里要有一部手机，准会招来无数回头客。两千年末，一个在渭南某单位当领导的战友说他要换手机，问我要不？这是一部韩国手机，金黄色的，上翻盖。只可惜它显示的是外文，咱看不懂。有了它，我也收获了不少人的注目礼。谁知好景不长，没多长时间，手机坏了。

我买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手机已经快普及了。是一个黄色翻盖的。搞活动，交一千多元话费，手机就算白送的。我喜滋滋的买下了，这个手机整整陪了我三年多。1997年，我去广东看孙子，没几天几十块话费没有了。原来漫游费特别贵。后来我学聪明了，接到电话挂掉，赶紧跑下九楼，在话吧回电话。那时广州话吧不分长途短途，一分钟一毛钱。这个办法虽然麻烦，但却省下不少话费，打电话时也没那么紧张了，多聊一会儿多花不了多少钱。我有手机后，给儿子打电话，每次响过铃，儿子都会挂断，然后再打过来。我知道儿子怕我心疼电话费。现在取消了长途费，儿子不再挂我电话了。2016年，为给次子照看孩子，我搬到了渭南。用了多年的老人机开始不适应了，没有微信，老友们嫌不方便。不得已又换了智能手机，一开始很不适应，啥都要问孩子。教一遍记不住，总反复问，他们没嫌烦，我倒有点不好意思。慢慢的能发微信了，能看新闻了，也能在手机上听歌友们k歌了。我这才发现智能手机的好处，退休后看报纸不方便，没想到手机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细细想来，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呀！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同年岁。吃过太多的苦，受过太多的罪。体验过没书读的彷徨，品尝过挨饿的滋味。幸运地赶上了祖国腾飞。心想：好好多活几年吧，不知道还有多少好事在等着我们呢。心里有了这个念想，浓浓的幸福感能不油然而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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