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展清雅 笔墨显工致 ——董邦达的《月净松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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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绘画史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中,“复古”“崇古”的倾向非常明显,“今不如古”的论调也始终存在。画史对于清早期绘画艺术的批评多等而下之,但实际上那也是一个高峰频现、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董邦达作为清初影响较大的词臣画家,其绘画成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他少家贫,雍正元年(1723)选拔为贡生,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历任礼部、工部、吏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书画皆妙,深受乾隆器重。他走的是读书仕进的道路,与王原祁类似,对清一代画家影响很大。因他曾参与编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皇清文颖》等,故后之史传对其记载颇多。《清史稿·董邦达传》记载:“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清史稿》将董邦达与董源、董其昌相提并论,尊为“三董”之一,可见评价之高。

现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董邦达《月净松溪》为其精心绘制呈乾隆御览之作。此作为纸本水墨,纵139厘米、横65厘米,表现的是月夜远山、溪水、茂林、屋宇、古松、修竹之物。画家在画面右下方以隶书自题:“月净松溪。臣董邦达敬绘。”钤“邦达”“学画”白文印。左上方有乾隆行书四言诗“净云天松映水,东坡别有会心时。笑予更是无闲者,岂足高言邂逅斯”,并题“乙丑清和御题”款,钤“乾隆御览之宝”“乾”朱文印、“隆”白文印。乾隆对董邦达绘画的一些认识较为到位,如“丰不觉繁俭不欠”就很好地表达了其绘画特征。在《月净松溪》中,董邦达精心布局,巧妙运笔,水墨精到,使人感到繁复处不觉其多,俭省处不觉其少。主峰居中而立,气势雄浑,山脉绵延,有王原祁之风；背后远峰缥缈,为宋元山水习见的布局。近景与中景是画家着力表现处,尤其是对松树的描绘,有单株、双株、多株等不同形式,并有或正、或欹,或遒劲、或清雅等姿态。松根下山石与主峰遥相呼应,均以干笔为主,湿笔晕染一二,以清淡为格调,略加皴擦,点皴、短披麻皴的使用恰当巧妙。溪水自画幅中段奔流而下,笔墨淡至有无之间,显潺湲之静美而无激扬之姿态。左侧房屋隐现于松树后,瓦檐细密精致,显示了画家认真、严谨的态度。画家画石、画松、画竹、画茅屋都是为了衬托月色之柔美清净。从技法上看,董邦达已经掌握了焦点透视的基本规律并能熟练运用到自己的绘画中,房屋、松竹的组合等都明显带有“线画法”的特征,立体感很强。

董邦达的成就一方面在于推动了清初“正统派”之后山水画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他在绘画与写实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南宗绘画的开创者、同为“三董”之一的董其昌也有一幅“松溪图”,现藏于陕西省华阴市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董其昌的“松溪图”用笔粗率,画风清新,以“禅味”入画,具有典型的文人画特征。而董邦达的《月净松溪》却不然。他虽然继承了董其昌的南宗画风,但在具体的笔墨表现上却以工致细密、秀润清雅取胜,与董其昌、董源的作品所呈现出的面貌实际差别很大。

词臣绘画与宫廷绘画都受命于皇帝而作,这从现代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似乎并不是好事,但奉旨绘画并不是我们评论董邦达绘画水平的依据。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董邦达未蒙圣眷,何以博览内府收藏,何以有高度的创作激情挥洒笔墨?何况词臣绘画还有主动贡献的一面。奉旨而作在时人看来更是无上的荣耀。清代阮元在《石渠随笔》中写道:“董文恪邦达山水画法,予窃谓为国朝第一手。”此语不仅赞扬了董邦达在技法上的成就,也对其奉旨作画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书画资讯

邓永广书画交流展 开展

本报讯【记者雷佳】 7月15日,“邓永广书画交流展”在天水金龙大酒店三楼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水创作写生基地开展。

在此次为期4天的展览中,共展出邓永广作品100余件,其作品气势恢弘而不失灵秀之态,酣畅淋漓的挥洒中又显其古朴和厚重,给人以浑然天成的美感。

邓永广,1959年出生,字苏亚,1984年毕业于江苏省宜兴美术专科学校,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现为沛县人民法院审监庭书记、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沛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县政协委员、中国新水墨画研究会研究员、王奇寅新水墨花鸟画工作室画家。

邓永广自幼酷爱绘画,早年师从程大利先生习画,后又得众多名家悉心指导。他擅长花鸟画,从传统中求变化,习古而不泥古,用笔大胆泼辣,师法自然。近年来,众多作品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多幅作品被上海等艺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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