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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懋第“梅花屋”门联赏析

来源:烟台日报 2018-03-12 10:40   https://www.yybnet.net/

□孙慧铭据史料记载,左懋第在韩城任职期间,尽管兵荒马乱,多灾多难,但仍然尽最大努力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弘扬社会正气。崇祯七年(1634年),左懋第充任陕西乡试考官,录取了11人,韩城仅有1人考上。左懋第深感不安,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回到韩城,左懋第在全县选拔优秀生员,成立“尊经社”,每月两次亲自给学生讲解经书。三年后,陕西乡试中韩城有8人中举,全部是“尊经社”的学生。从此,韩城崇文重教之风兴起,人才辈出,有的成为栋梁之才。据《韩城县志》:崇祯五年,“春夏旱,无收成”;六年,春又无雨,“民饥甚,食草根树皮,至相残”;七年,“春又不雨,地皆焦土”……不但有天灾,当时韩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土匪盗贼四起。左懋第多次上书,请求将韩城历年拖欠的赋税全部蠲免,并暂缓征收新税,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为国家征收赋税本是一个封建县令最基本的职责,考核升迁全赖于此。左懋第却不忍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向“无居、无衣、无食之百姓、有皮无肉之赤子”征收赋税,他说:“功令既不宽我,我也甘之。”左懋第,号萝石,莱阳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授韩城知县,有异政。后由知县擢升户科给事中、刑科左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等。崇祯十七年(1644年)极力主战的左懋第屈就北上与清廷议和,宁死不降,闰六月十九日遇难,被后人誉为“明末文天祥”。

韩城,今陕西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关中盆地东北隅,承东启西,面向中原,连陕晋豫,为“秦晋咽喉”。左懋第在韩城任职期间把署衙中的书房取名为“梅花屋”,意借“梅花”的高洁和坚贞勉励自己,其作品集《梅花屋诗草》亦是取名于此。

笔者近日翻阅史料,得左懋第题“梅花屋”联三副,并加以赏析,再结合历史,或许可对这位“民族英雄”在韩城任职时的政绩和大义有所了解。韩署梅花屋仪门联诗载韩侯所治;汉为太史之乡。这副联为韩城县衙仪门联。所谓的“仪门”,即“礼仪之门”,指旧时官衙、府第的大门之内的门,也指官署的旁门,取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有仪可象”之句而得名。明清时,指官署、邸宅大门内的第二重正门。

上联中的“诗”指《诗经》,“韩侯”指的是西周时的诸侯国韩国国君。历史上周朝封建的韩国有两个,一在今陕西韩城县南,一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北,始封君都是周武王之子,其中在陕西韩城的春秋时期并入晋国。

整句上联说的是《诗经·大雅》中记载有周王册封“韩国”内容的一首诗歌《韩奕》,诗文如下: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旗绥章,簟茀错衡。玄衮齿舄,钩膺镂钖,鞹鞃浅幭,鞗革金厄。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镪镪,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俟顾之,烂其盈门。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韩乐韩土,川泽吁吁,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下联中的“汉”指西汉。太史,古代官职名,据称始于夏代,主管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汉太史即指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因其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据史料,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夏阳,位于陕西韩城南,这也是下联“汉为太史之乡”的由来。今天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有为纪念司马迁而建的“司马迁祠”。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清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又扩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钦定殉节录,赐左懋第专谥“忠贞”,韩城为其建分别建有“左公祠”和“萝石祠”两座祠庙祭祀,据称当时韩城还有一座五贤祠,祠里祀奉着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与左懋第五人,并称为“禹门五贤”,这真可谓“缘分”。

整体看此联,是以“韩侯所治”“太史之乡”说明韩城的历史悠久和文化的源远流长,虽通俗易懂,却言短意深,内涵丰富。韩署梅花屋堂门联(一)圣门高弟多为宰;大学全书唯保民。上联中的“圣门”意思为孔子的门下,后亦泛指传孔子之道者,如清朝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周、张、程、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高弟”是指“成绩优良的弟子”。“宰”为古代官职名,如宰相、宰辅、太宰,为官吏的统称。

那么这句联的意思就是“孔圣人门下优秀的弟子多成为了官员”。事实确实如此,且不说“孔门七十二贤”,但就从中国古代的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1300年间,在朝为官的也基本都是熟读圣人书,靠分科取士制来走上仕途的。

由此上联笔者想到清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科状元于敏中的一副“赠介福联”与此句的意思很相似。其联语为:“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

下联中的“大学”即《大学》,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论述主题,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是联中所说的“唯保民”———保民,“安民、养民”的意思,语出《尚书·周书·梓材》:“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左懋第本为文人,熟读儒家经典,以科举进入仕途,他所推崇和宣扬的当然是儒家思想,作此联的用意也该在于此。

据史料记载,左懋第在韩城任职期间,尽管兵荒马乱,多灾多难,但仍然尽最大努力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弘扬社会正气。崇祯七年(1634年),左懋第充任陕西乡试考官,录取了11人,韩城仅有1人考上。左懋第深感不安,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回到韩城,左懋第在全县选拔优秀生员,成立“尊经社”,每月两次亲自给学生讲解经书。三年后,陕西乡试中韩城有8人中举,全部是“尊经社”的学生。从此,韩城崇文重教之风兴起,人才辈出,有的成为栋梁之才。韩署梅花屋堂门联(二)为儒六涉前编,尊经问史思成笥;作吏七当败岁,赋重民贫欲叩阍。上联第一分句中的“为儒”指“作儒生时”“读书时”,即在为官以前。“六涉前编”本意是“六次阅读学习前人的书籍经典”,这里借指“参加的六次科举考试”。科举是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共经历了1300年。这里的六次,指明朝时期需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六级考试才能成为进士。而左懋第崇祯三年(1630)乡试考中亚元(第二名),翌年联捷成进士。

第二分句中的“尊经”意思为“尊崇儒家经典”;“问史”意思为“向人请教历史”。“尊经问史”在此可引申为“刻苦学习”。思,思考。笥,本意是“一种盛饭食或衣物的竹器”,这里指书箱。思成笥,这里指读的书多,学业有成。

下联第一分句的中的“当”有“面对着”的意思,“七当”即“七年面对着”。“败岁”,汉代董仲舒的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说::“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是“凶年、歉岁、荒年”的意思。这句的意思就是:“当官七年,都面对着荒年。”这里的“七年”是指作者在韩城任职的七个年份。

但关于左懋第在韩城任职的时间,此前有“五年”“六年”之说,即崇祯五年(1632年)至十年(1637年)或十一年(1638年)间。

左懋第初到韩城的日期没有疑问,所有可查的资料都为“崇祯五年(1632)冬”,而其离职的年份却各有说辞,如乾隆《韩城县志》卷四《文官表》“知县”栏记载左懋第于崇祯五年至十年任韩城知县。而左懋第的同年好友姜埰在《敬亭集》卷八《左侍郎传》中记载说:“(崇祯)三年举山东乡试第二,四年成进士,授陕西韩城令……十一年考选户科给事中。”再据《明史》中“左懋第列传”:“十二年擢户科给事中。”可见左懋第是崇祯十一年准备参加考选,十二年擢升。

笔者认为最值得信赖的资料该是左懋第于崇祯十二年所作《召对恭纪》中的记录:“崇祯十二年,己卯年五月初一日,吏部疏上考选诸人历履事迹等呈御览……”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填补户科给事中”。

这样看来,最少崇祯十一年左懋第还是任职韩城县的。依据此,笔者把联中的“七”理解为崇祯五年至十一年的七个年份。

联语中所说的“七当败岁”,该从左懋第于崇祯五年(1632)冬初到韩城上任时说起———据《韩城县志》:崇祯五年,“春夏旱,无收成”;六年,春又无雨,“民饥甚,食草根树皮,至相残”;七年,“春又不雨,地皆焦土”……

不但有天灾,当时韩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土匪盗贼四起,可见当时韩城的民生潦倒。虽然左懋第为此“知人善任,身先士卒,枕戈待旦”抵御人祸,又实行“捐俸劝赈法”“各里赈各里法”“平准法”“减免赋税”等办法赈灾,但连年灾害,饥荒严重,韩城仍“赋重民贫欲叩阍”。“叩阍”为“扣击宫门”的意思,指官吏、百姓到朝廷诉冤。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下联表达的是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左懋第以此种形式呼吁上级“爱民恤民”,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勉励,正如他所说“民不安其生,吏难尽其职”。

据称当时左懋第多次上书,请求将韩城历年拖欠的赋税全部蠲免,并暂缓征收新税,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为国家征收赋税本是一个封建县令最基本的职责,考核升迁全赖于此。左懋第却不忍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向“无居、无衣、无食之百姓、有皮无肉之赤子”征收赋税,他说:“功令既不宽我,我也甘之。”

左懋第这种不顾个人前途,大义为民的精神,确实是值得让后世所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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