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接受有地域差异

□曾大兴

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包括作家、作品、接受三个部分，关于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学术界近年来多有探讨，但是在地理环境对接受影响这一方面，有关探讨还相当缺乏。

诚然，一个人接受或不接受某个作品，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接受某个作品，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虽然不宜夸大这个因素，但也不应忽略这个因素。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也是一位后来誉满全球的“世界文化名人”，在汉代，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很高的，北方则不尽然。兹略举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

刘安，沛县（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生长在淮南，袭封淮南王，南方人。刘安尝作《离骚传》，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屈原作品评价相当高。

刘向，汉高祖异母弟刘交四世孙，祖籍沛县，亦南方人。尝集《离骚》，作《九叹》，“追念屈原忠信之节”（王逸语），他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也很高。

扬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曾作《反离骚》，称屈原为“圣哲”。

和上述南方学者相比，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有褒有贬。

班彪，东汉史学家，辞赋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对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人生态度不以为然。他主张明哲保身，能伸能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在《悼离骚》中写道：“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班固，班彪之子。班固尝作《离骚序》和《离骚赞序》，他虽然同情屈原“以忠信见疑”的遭遇，称其为“辞赋宗”，但对其为人为文，颇多贬抑。其《离骚序》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悬圃冥婚宓妃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和他父亲班彪一样，对屈原的自沉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的创作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汉代南北两地的学者在屈原作品的接受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安、刘向、扬雄、王逸等南方学者，实为故楚地人，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班彪、班固父子，则是地道的关中人。关中既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农耕文化的大本营。所以班氏父子在思想上以忠君颂上为本，他们的文风也以平实见长。对于屈原作品的批判精神和浪漫想象，他们是不以为然的。

当然，在汉代北方学者中，也有同情和赞美屈原者，司马迁和贾谊即是。司马迁，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人。在写作《史记》之前，他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为他亲自到过楚地，对屈原的家世、生平、为人与其作品所产生的地理环境作过深入的考察，因此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就比未曾到过楚地的班彪、班固父子要深刻得多：“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最好不要发生如康德所讲的“鉴赏的偏离”。“鉴赏的偏离”即“鉴赏的偏见”。如何消除这种偏离？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到作品产生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亲身感受作者写作该作品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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