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9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正式成立,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示范区。资料照片
丰收的喜悦(澄城)。张文龙摄
2017年,东岭集团总收入超过1080亿元。2018年,东岭集团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152位。图为如今的东岭集团大楼。刘俊成摄
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相桥乳品厂(西安银桥乳业集团前身)。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沙莎
1993年我国正式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宪法》修正案。当年小岗村的“创举”,最终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后,1978年至1984年的7年时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2000亿斤,陕西粮食产量在1984年突破200亿斤,创历史最高。然而,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极大丰富,同时引发了流通领域的问题。丰收的粮食涌上集市,导致农村集市粮价大跌,“谷贱伤农”成为农村新问题。
很快,国家关于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方案出台,取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还原农民土地经营者的身份。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在20世纪90年代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中,农村与城市开始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大量直接地销售到城市,农民开始进城,更重要的是农民开始以城里人的思维方式搞起经营,其中乡镇企业成为当年农民致富的一条路径。
宝鸡东岭村的李黑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乡镇企业家。他从村办的黑白铁皮加工厂开始,将企业最终办成了中国企业500强。陕西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当时走到了全国前列。1993年末,全省乡镇企业发展到76.9万户,职工317万人,拥有固定资产105亿元,总产值达到372.7亿元,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8%。
1992年至1996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8%(同期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5.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为26.0%,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3.4%,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1996年年底,乡镇企业为1336万家,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1.35亿人。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的负担成为关注的焦点。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记录了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因为80%的农民种田亏本。这封信得到了朱镕基的两次批复,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颁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也是时隔18年后又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一个9亿农民高兴的消息:“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从明年起,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2006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正式生效,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中国农民从此彻底告别了“皇粮国税”——农业税,一个在我国存在了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改革之声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因为80%的农民种田亏本。
——2000年3月2日,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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