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队长梦 □同三龙

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澄城县农村，那时家里穷，兄弟姐妹5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常为2元的学费发愁。儿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过新年、穿新衣、吃白馍，最大的目标就是长大要像狗娃他爷那样当个生产队长，披件羊皮褂褂，叼根长旱烟锅、板着个脸、目光扫视，蹲在碎娃家门口大槐树下的青石墩上，向社员派活。

那时觉得当个队长威风，且享有一定的特权，比如队长家的孩子到生产队粉坊可以随便吃刚做的热粉条、豆腐脑；到油坊可以蘸油馍馍吃；即便学习一般也照样能当“三好学生”，将来能当兵、推荐上大学。父亲没有当上队长使我有自卑感。因此，当一个生产队长就成为我最初的目标。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用推荐也能上大学。我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1981年9月，考上重点高中“澄城中学”。进入高二学年时，学校把我们全年级学习最好的13名同学集中编为1个班，为提前参加1983年高考进行“魔鬼”训练。临高考前学校领导给我们说，到时无论考上什么学校都要去上，否则不得第二年复习参加高考，回去同家长商量。我想，尽早走出农村，参加工作养活家，家长肯定同意，就没有同家长商量。

恰好这一年，父亲在夏收中劳累过度，旧病复发住院，我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高考结束，母亲让我去学校看高考成绩，我没有去。前几年，我们大队另一个村有一位考上陕西机械学院，我们村有一位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北京大学，我没有感到他们有衣锦还乡的荣耀感。过了几天，我二哥去了趟县城拿回了我的成绩单。当年陕西省本科录取线是440分，我考了459分，成了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但我没有特殊的感觉。

八月初的一天，我正和家人在地里播种油菜，学校门卫张建国老师来找我，说省招办通知我去户县复查身体。第二天一大旱，二哥领上我到县城的韦庄火车站坐火车到西安，然后转坐汽车赶往户县。晚上我们俩带了1条猴烟和1瓶西凤酒，找到西安公路学院招生老师的房间送礼。老师对我说，公路学院毕业的学生将来要修公路，活很重，你能扛住不？老师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抢先回答，我吃得下苦，我最爱干活……临出门时怕老师不招我，偷偷把“礼品”留下，像做贼似地要溜走，可老师坚决不收，站起来严肃道：如果你不把东西拿走，我就不招收你。一听这话我害怕了，赶紧向他道歉，在忐忑不安中走出了房门，晚上辗转难眠。当时连老师的姓名也不知道，但他的高大形象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二天复查是心脏二级杂音，但没有影响录取。我当队长的梦想，就这样因考上大学而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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