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文水：8粒西洋参种子带出百亿产业

参农王文水□ 本报记者 陶相银报道头发接近全白，身形略有些佝偻，衣服和鞋上都沾有土，63岁的王文水与普通农村老汉没什么区别。而经过39年的钻研，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民不仅掌握了西洋参的种植、加工技术，还把技术无私传授，带出了一个百亿产业。图为王文水在参田里查看西洋参。

□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截至2019年底，威海市文登区的西洋参种植面积达5.4万余亩，年出圃面积约1.5万亩，年产鲜参7500余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同年，文登西洋参的品牌价值达到116.43亿元。西洋参百亿产业大厦的缔造，绕不开王文水。1981年，王文水和岳父王继振令8粒西洋参种子萌芽，西洋参在文登从无到有；此后三十多年里，没多少文化更没有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的王文水凭着韧劲攻坚克难，掌握了西洋参种植、烘干、加工等技术，又毫无保留传授技术给别人，带领农民种参致富。

翁婿俩艰难攻关

西洋参从山林“搬”进农田

63岁的王文水是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如今，口子李村只剩46户，在村里居住的更是只有二十几位老年人。“村民都有钱了，都去城里买房了。”王文水说，“我没法走，我这辈子离不开地，离不开西洋参。”

口子李村与西洋参的渊源始自1981年。

上世纪60年代起，口子李村就种植中草药。1978年，生产队大队长王继振还到吉林农业大学学习过，并带回些人参种子试种。正是因为长期种植中药材并有种植人参的经验，一个机遇如水到渠成般降临口子李村。

1981年4月，省药材公司拨给了口子李村11粒西洋参种子。此时，王文水已成为王继振的女婿。

“那天是4月20日，送种子的人叫曲超日，他从烟台坐车到文登，又搭车到了张家产镇，一路走到了口子李村来找我老丈人。”时隔39年，王文水依旧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曲超日就跟揣着宝贝似的，很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瓶子里有11粒种子。”曲超日告诉他俩，这是西洋参种子，非常金贵，看看能否试种成功。

翁婿俩在人参池的地头种下了这11粒种子。当年11月份，11粒种子成活了8粒。之后两年里，省药材公司又多次拨付种子，要求扩大试种面积。

1983年，农村推行包干到户，口子李村决定将山上集体田里的西洋参苗分给村民种植。种西洋参投资大、周期长，前景不明朗，谁也不愿种。

最终，村里的六名党员接了手，其中包括王继振和王文水。王文水说，他当时也很担心，“从种到收得4年，每年都得往里投钱，种不活怎么办？种活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山上土地有限，不能大面积种植，王继振对王文水说：“必须把它‘搬’到农田里去”。1984年，翁婿俩又到吉林农业大学“取经”，“他们在农田试种了两年，都失败了。一个教授说‘人参和西洋参都得在山林里种，在农田不可能成功’。”

翁婿俩都有不服输的倔劲儿。为了摸清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两人没少遭罪，“大冬天的，老丈人把种子扣在几个碗里，天天蹲院子里盯着看。”王文水也是如此，每天晚上要到参田里测地温，每两小时一次，曾经“连续一个多月没脱衣服睡个囫囵觉”。

西洋参对土壤内微量元素含量要求高，普通农田无法生长。王文水从不同地点取回了9种土样，在家里用花盆试种，经过对比，筛选出酸碱度、氮磷钾含量最适中的改良土样。之后，王文水便去山上刨出深层的山林土，用独轮车一车车推到试验田。可到了出苗的季节，却因铺下的山林土太薄，一部分种子还是没有成活。为此，他只能没日没夜地重新刨土、压地，“有时趁着月光干到半夜。”

1986年，农田种植西洋参终于成功！也是在这一年，口子李村的第一茬西洋参收获。尽管产量不高，但收益可观，王文水的半亩西洋参就卖了5600多元。

手把手传授技术

缔造“土里刨钱”的神话

种一亩西洋参一年就能成为“万元户”！种参去！口子李村的部分村民眼热了。王继振和王文水匀出来一些种子和参苗给了抱着热切希望的村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

1986年冬天，村民顾淑华从王文水那里赊了种子，种了半亩西洋参。“咱啥都不会，施多少肥？打多少药？都得一遍遍去问。赶上参生病，薅把叶子就去他家。”顾淑华说，“村里种参的，都是他手把手地教。”

1990年，顾淑华的半亩参卖了3.5万元。“数钱的那个感觉啊，真好。”顾淑华至今记得那种暴富的感觉，“有钱就有底气了，买了当年最时髦的海尔冰箱，花三千多块钱买了台日本进口的24英寸大彩电，还花九千多块钱买了辆摩托车。”

如今，已经63岁的顾淑华种着五十多亩西洋参，2010年，顾淑华就给儿子在文登买了楼房，“115平方米，带车库，花了49万元，我一把掏的。”

王文水出了名，家里从早到晚就没断过“取经人”，几十里外慕名而来的也不在少数。王文水也出了力，凡是来请教的，他都把人家带到参棚里，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王文水更是出了“血”，西洋参的种子金贵，一小捧就值一两千元，而当时农民都不富裕，他几乎都是赊账，遇到贫困户就白送。

短短几年，张家产镇及周边乡镇的种参面积猛涨至5000多亩。“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参卖120块钱，一平方米的地就能产三斤参。”王文水说，“钱就像地里刨出来的。”

1994年，王文水到外地考察市场时，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都是干参，按照鲜参加工成干参的比例折算，利润涨了好几倍，“原以为已经挣到钱了，这才发现农民还是挣个辛苦钱，大钱都让人家挣走了。”

从此，王文水不再只卖鲜参，把生意拓展到加工和销售领域。烘干西洋参是个技术活。王文水拿出了当年试种西洋参的劲头，自己攻关。最终完全掌握了整套的制作工艺。王文水照样把烘干技术无偿传授，短短几年间，大大小小的西洋参烘干厂四处都是。

从2003年起，文登区就建立产业引领机制，推进西洋参标准化生产。2015年，文登西洋参成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7年，中国（文登）西洋参交易中心投运，构建起集现货交易、电商及中远期交易于一体的市场体系。

文登西洋参产业布局和政策引导支持日益清晰，给王文水吃下了“定心丸”。近几年，王文水的路子再次拓宽，除了种参、烘干参，他还自创了“御龙旗”品牌，成立了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公司正在装修，估计下半年就能生产了，有了这个公司，我就能生产西洋参的饮片、胶囊、干粉等一系列新产品。”

三代人薪火相传

只为那割舍不断的“参情”

在王文水眼中，王继振不仅是长辈，还是榜样。王继振是村里的技术员，一手张罗起了口子李村的中草药种植，尤其是在农田种植西洋参成功后，被媒体誉为“中国西洋参之父”。

2005年，76岁的王继振去世。王文水愈发地痴迷研究西洋参种植技术，“老丈人走了，这条路得由我继续走下去。”在西洋参种植过程中，由于土壤里病原菌含量大、植物自毒物质日渐积累，土壤难以循环利用，至少有15年不能重茬栽种。这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推行让王文水看到了机遇，他带领参农们走出口子李村，到更远的地方包地种参。目前，仅王文水就在荣成、乳山等地发展了1000亩的西洋参园。

其实，王文水不是没考虑“接班人”的问题。王文水有两个女儿。在孩子小的时候，即便是种参能挣大钱，王文水也没有想过让两个孩子“接班”，“当农民苦，种参再挣钱也是农民，还是让孩子到城里生活比较好。”王文水把两个女儿都供上了大学，大女儿王晖学医，研究生毕业后成了文登整骨医院的一名医生；小女儿王琳学室内设计专业，毕业后在文登区博物馆当讲解员。

随着产业越来越大，前景越来越好，王文水终于觉得农民不再是低等身份了，“时代变了，农民的日子也可以比城里人过得好。”2015年，王琳辞了职，开起了西洋参专卖店，并在网上开起了网店，正式成为第三代西洋参人，王琳的丈夫蒋胜也成为参农，现在作为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经理，打理着公司业务。

王琳说，父亲的优势是种参，但不懂得营销，而她作为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第三代西洋参人更懂开发市场，“西洋参上了网，不仅增加了销售渠道，也提高了知名度，会带来更多的利润。”

王琳说：“姥爷让西洋参在中国从无到有，爸爸让西洋参产业在文登从小到大，我只能更努力，把参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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