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05岁的王淑贞入党80周年纪念日。1936年夏天，丈夫刘振海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为不连累乡亲，刘振海让父亲把他背到坟地。父亲打好脖扣，放在他

刘振海牺牲后，王淑贞毅然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交通员”。图为2019年5月12日王淑贞老人105岁生日所拍摄的照片。(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提供)刘振海画像(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提供)本报记者在采访王淑贞老人。■ 周末人物 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卢昱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在文登市界石镇驻地东北7公里处，有个叫阎家泊子的村庄。这个昆嵛山东麓的小村落，静卧在张格河西岸。村落不大，百十户人家。鸡犬相闻间，街道两旁是低矮的院墙，村前是一片菜地。

国庆节前，记者来到村前最南排的房子里，见到侧卧在炕上的王淑贞老人。老人已105岁高龄，历经磨难，依然精神矍铄。记者坐在炕沿儿，听她讲述无悔的人生路……

在干净明亮的卧室东墙上，挂着一份被装裱起来的党员登记表。这张大约32开的泛黄纸张，上面手绘着表格，蓝色字迹大部分已模糊。

党员登记表的落款是：1939年10月11日。80周年过去了，这张表凝结的信仰，却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刘振海拿起枪，参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四”暴动

20世纪30年代初，阎家泊子属于文登二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一带活动频繁。

“阎家泊子村所在的昆嵛山山区是胶东革命武装发祥地。昆嵛山是胶东半岛东部制高点，三面环海，是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植根昆嵛山。”文登红色胶东研究会会长许建中介绍道。

1933年夏天，文登地下党员于得水，受组织派遣，以武术会和农民协会中的青年人为骨干，组建了一支精干的农民武装，专事打击乡间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他们的事迹，在半岛地区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因阎家泊子村村民刘明达老实可靠，在1935年至1938年，他在村子最南端的住所便被我党发展成地下联络点。当时，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王亮、陈英序等同志经常在他家开会。许多机密文件、通知和决议都在他家形成或发布出去。

“当时，刘明达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里外传递情报。为保证安全，刘明达在自家房东头的菜园里建起一个两面坡的草铺子，在铺子下面挖了一个地洞，装上木头盖子，盖子上面放些草伪装隐蔽。王亮、陈英序等同志经常在地洞里开会、食宿。”许建中说。

刘明达个子高、腿又长、走得快，人送绰号——“刘快腿”。那时，刘明达送信的终点主要是初村镇长夼店子和界石镇西院下村。送信时，他装扮成拾粪的农民，篓子里放些泥，信就埋在泥里，泥上面再放些狗屎、马粪等。他送了4年信，从未出一点差错。有一年，敌人怀疑刘明达与昆嵛山红军有联系，便将他抓到界石“联庄会”，给他坐了“老虎凳”。但刘明达什么也没说，敌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给放了。

刘明达有个儿子，小名福考，大名刘振海，是个远近闻名的好后生。受父亲影响，刘振海从小性格刚强，爱动脑筋。同地下党接触多了，他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穷人只有拿起枪，铁心跟党走，才能打倒地主老财；只有翻身做主人，才能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才能上学识字。 1935年1月，经地下党员王亮介绍，刘振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已与汪疃镇东三庄村的王国兰完婚。

当时，胶东地区灾荒连年，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豪绅的盘剥压榨，乡亲们怨声载道。1935年农历十一月四日，在中共胶东特委的组织领导下，文登、牟平、荣成、海阳四县的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一·四”暴动。

作为热血青年，身材壮硕的刘振海义无反顾，积极参加暴动，在革命熔炉里锤炼出坚定的信仰。他与同志们一起，攻克区公所，智取盐务局，打土豪、济贫困，起枪拉队伍……一时间，胶东半岛风云激荡。

这次暴动，对敌人在胶东地区的统治震动很大，敌人开始血腥镇压。暴动领导人壮烈牺牲，大批暴动队员被抓被杀。于得水、王亮为躲避敌人搜查，带着30多名被打散的暴动队员转入昆嵛山，组成红军游击队，依托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当时，敌人反复“清剿”，革命处于低潮。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给白色恐怖笼罩中的胶东民众，保留了星星之火。

1936年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刘振海毅然加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在于得水、王亮的领导下，在对敌斗争当中，表现得十分出色。

当时，敌人为了扑灭昆嵛山革命火炬，在界石“联庄会”设了一个“卡子”，有五十多个匪丁。红军游击队决心打掉这个“卡子”。在一个界石大集的日子里，于得水带领刘振海等几位游击队员，化装成卖柴火的，混入了赶集的人群中。半夜时分，他们突然冲进“卡点”，迅速消灭了敌人。

这次夜袭，缴枪50多支、子弹2000余发，“联庄会”被连锅端。眼中钉被拔，游击队士气大振，乡亲们从心里佩服他们办事麻利。年轻的红军战士刘振海，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斗敌经验。

重伤的刘振海怕牵连乡亲，央求父亲：“把我勒死吧，我绝不能当俘虏”

当时，汪疃镇东三庄村有个名叫江全德的地痞，到处探听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和王亮、刘振海等人的消息，并将收集的消息报告给汪疃的敌人，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当时盘踞在汪疃的敌人为捉拿刘振海，一段时间内，不分昼夜地到刘明达家搜查。敌人搜不到刘振海，就打骂刘明达和他的老伴，把他俩推倒在地，拳打脚踢，还用枪托子猛打。刘明达夫妻一次又一次地忍住疼痛，什么也没吐露，敌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许建中说。

1936年7月31日夜，乌云密布。王亮带着刘振海等7名队员，来到东三庄村。在干掉江全德返回途中，遭七八十个敌人埋伏，因力量悬殊，小分队只好放弃行动，分散突围。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刘振海主动要求断后，不幸腰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刘振海咬牙坚持，继续战斗，直到子弹打光，才滚进水沟里隐蔽。

夜深了，藏在水沟里的刘振海，躲过敌人搜查。待敌人撤走，他强忍着剧烈疼痛，一只手捂住伤口，一只手艰难地扒开泥土，埋藏了枪支。他拖着重伤的身子，向姜家泊子亲戚家缓缓爬去。

爬了几步，刘振海仔细一想，不行！这年头，敌人“清剿”，不知道亲戚心里是啥想法。伤成这样，会不会牵连他们？假如有人告密，麻烦就更大了。怎么办？他想到了家，想到了父亲。

怀着求生的希望，刘振海向阎家泊子的方向爬去。那一晚的时光，比一年还慢。刘振海爬啊爬，在地上留下斑斑血迹。实在没有力气了，他不自主地翻滚到路边的草丛中。苍天有眼，他的发小在夜里上山下网套兔子的归途中，发现了昏迷在草丛里的刘振海。看看四周无人，顾不得血污，这位发小背起刘振海，朝刘振海家奔去。

煤油灯下，刘振海面如黄纸。挺着大肚子的王国兰看到丈夫浑身是血，一堆肠子流在外面，束手无策，站在那儿只顾流泪。刘振海的女儿，看到父亲满身是血，吓得紧紧搂住妈妈的腿，一动也不敢动。刘振海的母亲，撕开炕上的被单子，将刘振海腰部捆绑结实。

鸡叫了三遍。刘振海明白，天一亮，敌人的“清剿队”就要进村了。

母亲轻轻地把刘振海扶到丈夫背上，刘明达背起刘振海消失在黑夜里。

刘振海苏醒后，发现自己躺在玉米地里，父亲站在身旁，一脸焦急。

“爹，我这样活不了多久了。敌人心狠手辣，要是因为抓不到我，让乡亲们有个三长两短，更犯不上了。你干脆把我勒死吧。我死后，你把枪挖出来交给王亮。打发国兰和孩子回娘家躲几天，她们经不起这个打击。”刘振海轻声说。

刘明达蹲在刘振海面前，一双老手抚摸着儿子憔悴的脸，老泪纵横。亲爹怎么能忍心勒死亲骨肉！

天亮了。看看奄奄一息的儿子，再听听南面，敌人的搜查声渐渐逼近，刘明达不知如何是好。他背起儿子，又向玉米地深处跑去。

敌人的呼喊声越来越近。刘振海再次祈求父亲：“快！快！动手！我绝不能当俘虏！”

敌人，一步步逼近。刘明达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背起儿子，再次向玉米地深处跑去，将儿子藏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敌人开始搜查玉米地。迷糊中，刘振海突然想起附近有一眼枯井，活下去的欲望促使他强忍剧痛，滚到不深的枯井里。不熟悉地形的敌人，没有搜到刘振海，气急败坏地撤走了。

不巧，路过的邻居发现井中的刘振海，将他救了出来。闻讯赶来的刘明达，心跳到嗓子眼。他接过奄奄一息的刘振海，看着自己的儿子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刘振海只能示意，催父亲赶快动手。

百般无奈，刘明达将刘振海背到祖茔地一个高坎上，含泪用结满老茧的手打好脖扣，放在儿子手边，把另一头拴在松树上。之后，他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走回家……

贼心不死的“清剿队”折返回村，他们顺着血迹，追到刘家祖茔，老远看到，刘振海躺在斜坡上。走近一看，刘振海脖子套着绳子，才知道他自缢而亡。

敌人抓不到活人，连尸体也不肯放过。他们残忍地把刘振海的头颅割下，装进驴笼头里，拿到汪疃集上，悬首示众。

如今，刘振海长眠在祖茔中。墓前，有一块抗战胜利前夕立起的石碑，上书“殉难烈士刘振海之墓”；墓后，青松苍翠，坚挺劲直。

王淑贞接过丈夫的使命，

“走他没走完的路”：装疯卖傻送情报

刘振海牺牲的噩耗传到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立即派人秘密联络了几个地下党员，连夜抢回烈士的头颅。

刘振海的母亲，捧着儿子的头颅，用温水轻轻擦拭已干枯的血迹，失声痛哭。

刘振海牺牲两个月后，王国兰在悲痛中生下一个男孩。

刘明达夫妇怕敌人再来迫害刘振海的妻儿，就到东三庄村找亲家商量，把王国兰和孩子们送到那里居住。

刘振海牺牲了，可共产党人领导的战斗却从未停止。1938年3月7日，威海沦陷。当时，文登依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随时都可能人头落地。

王亮再次来到刘振海家。他望着眼前的孤儿寡母，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们。离开时，他歉疚地对王国兰说：“你们一家为革命付出太多了。虽然眼下我们还拿不出钱财来贴补你们，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不会忘了你们，一定帮你把烈士遗孤抚养成人。”

王国兰听后，心里很感动。她坚定地说：“刘振海是孩子的爹，也是英雄，我绝不给他丢脸。刘振海前面走了，我在后面跟着……走他没走完的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1939年10月11日，经组织批准，王国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迷惑敌人，方便工作，地下党组织同意王国兰更名为“王淑贞”。

如今，王淑贞的战友们相继离世。她珍藏的党员登记表，讲述着那段战争艰苦岁月的坚守。

“奶奶的党员登记表，一直用孩子的小棉袄包裹着，在奶奶104岁时她拿了出来。第一次看到时我们都很惊讶，没想到近80年过去了，这么薄薄的一张纸竟然保存得这么完整，看得出奶奶有多珍重。”王淑贞的孙子刘洪日说，为了更好地保存奶奶视若珍宝的党员登记表，他们特意用相框进行了装裱。

仔细辨认可以看到，登记表中“入党动机”一栏这样写着：我的入党动机就是给我男人报仇，另一方面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

与登记表一起，在小棉袄里包裹着的，还有一枚铁制珠花。那是结婚时，刘振海送给王淑贞的……

“王淑贞入党后不久，日伪军狼狈为奸，疯狂杀害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昆嵛山一带，更是重灾区。”许建中介绍。

此时，刘明达不知儿媳妇已秘密入党，便同老伴商量：我是党员，随时都得准备牺牲。为了保住刘振海留下的两棵苗，不连累她母子仨，你劝劝她，带着孩子，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要不，分出去自己过，也行。

王淑贞把老人的心思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考虑：一方面，刘明达和王淑贞都是党员，为了对付敌人，把损失减到最小，分开过可以躲避敌人的耳目；另一方面，淑贞的住房位置偏僻，适合做秘密联络点，最重要的是，组织上要将传递情报的工作交给她。因此，支持王淑贞另立门头。

当时，为了传递信息，王淑贞绞尽脑汁，想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当时，大部分村村口挂着一口钟，钟一响，人就跑。有的在山尖上立棵假树，叫消息树。一有敌情，把树推倒，人们根据消息树倒下的方向，朝相反的方向跑。而重要的情报则只能交给地下交通员来传递。为了安全起见，交通员上下接头互不相识，定时到固定地点取信，再放到下一个站点，才算完成任务。交通员等待的是任务，面临的是危险，没有报酬，只有付出。

王淑贞的房子边的菜窖子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干部在菜窖子里开会，她就和婆婆一起，带着孩子挖野菜、做针线打掩护，为同志们烧水送饭。而遇到有重要文件，则需要她亲自去送。她的下一站，是村东那座小荒山，离村大约三里地，山上有座山神庙，庙后有几块大石头。那时的信，一般分三种：没作标记的是普通信；插鸡毛的，表示十分重要，要赶快送；插着一根鸡毛和一根火柴的，表示十万火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送出去。

为了更好地传递情报、伪装自己，王淑贞装疯卖傻。在大街上，她会无缘无故地打孩子；人家不要了的东西，她当宝贝一样地捡回家；也不梳妆打扮，整天披头散发，四处逛荡。乡亲们都以为，她是真的吓傻了。女人见了瘪瘪嘴，男人见了远远躲着。“别看俺奶奶打自己的孩子。她其实是好脾气。我们是她看大的，她从来没动手打过我们。”刘洪日回忆道。

有时为麻痹敌人，王淑贞就挽个大簪，在珠花上再插一枝山花，情报就挽在簪里，遇到可疑的人，三摇两晃地就混过去了。至今，在王淑贞老人日渐模糊的记忆里，情报必须是一人传一人，对党要绝对忠诚。

刘家的红色血脉一直传承，

王淑贞教育子女：“爹妈是党的人，为革命要去拼命”

转眼间，女儿懂事了，王淑贞也有了伴。她告诉女儿：“你爹你妈都是党的人，为革命要去拼命。以后不管妈妈在不在了，都要带好弟弟。等昆嵛山解放了，你和更多的孩子都能上学，能吃饱饭，有花衣服穿。”

刘家的红色血脉一直传承。刘振海牺牲后的第五年，他的弟弟刘振秀也牺牲了。1941年8月，作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战士的刘振秀和其他6名战士一起，到牟平双岭前村执行任务时，被日伪军包围并逮捕。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什么情报也没得到。懊恼的敌人强迫他们挖坑，后来，7个人被活埋。

刘振海的妹妹刘振贤，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一直积极为党工作，向党靠拢，20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海的小弟弟刘振池，16岁参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自1947年起，王淑贞先后担任过阎家泊子村青救会长、妇救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83年。

如今，王淑贞老人105岁，身子骨还比较硬朗，与儿媳妇杨铭凤相依为命。“昨天她还在说，想回她当年结婚时的老屋住。”杨铭凤说。

记者到访时，中午饭点刚过。王淑贞吃了三个大饺子。杨铭凤说：“她有时还会吃水果、点心。镇政府安排她上养老院，她不去，她不愿意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她经常说：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革命成功了，可开心了。革命人永远年轻。你们好好干，使劲儿干！”老人紧握着记者的手，再三叮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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