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求个人 往事如昨

于建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谁家有辆自行车，胜过现在有辆小轿车，金贵得很。

我表哥那时在公社的纸箱厂上班，骑一辆“大金鹿”，隔三差五到我们家玩。他吃饭时，我便抓紧机会去亲近他的自行车。先是在院子里学习溜车子，会溜了，就偷偷把车子推到大街上学。刚学骑车，遇见对面有东西，越想躲越躲不开。有一次我刚上了车子，迎面遇见寡妇二奶奶养的一群小鸭子，慌乱中赶紧躲闪，可车头怎么也不听使唤，照直向鸭群冲去，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我觉得屁股下好像有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一看是一只小鸭子，已经被我压破了肚子。我的心顿时跳到了嗓子眼，看四下没人，爬起来扶起自行车便逃回了家。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二奶奶在大街上高音喇叭似的叫骂声。为这事，好长时间我见了二奶奶都不敢抬头。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河边捡了两个鸭蛋，偷偷从门缝塞进她的院子，心里才觉得扯平了。

作为当年的高级交通工具，很多人家的婚车就是自行车。那时候，姑娘出嫁，都是由父母在本家找一个见过些世面且儿女齐全的人作为“送亲客”，姑娘的父亲以及一个兄弟作为“开箱客”，三人在喜日把姑娘送到男方家。我伯伯家的二姐出嫁时，让我当了小“开箱客”。二姐的婆家是乳山马石店镇，离我们村40多里地，想想能骑一次长途自行车，我心里很兴奋，头天晚上醒了好几次。天亮后，天不作美，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定好的日子，下雪也得走，我们匆匆上路了。开始时，路面积雪不厚，路也比较平坦，勉强可以骑自行车，后来路面的雪越来越厚，又是山路，自行车不能骑了，我们只好推车步行，一路跐溜打滑地走到二姐婆家村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二姐夫家的人都等在村口，正急得团团转。尽管婚礼的各个环节都尽量压缩时间，可我们返程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走了不一会儿天就黑了下来，我们打着手电，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到家。这一路，自行车倒成了累赘。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自行车就平常多了。人们赶集卖东西、买东西，都是用自行车驮来驮去。修理自行车的摊铺也多起来，在集上修车十分方便，可如果走在半路上车坏了，就麻烦了。那年腊月，我当兵回乡没事干，就赶集帮弟弟卖年画。散集后，弟弟让我带着没卖完的年画先回家，他再去批点新货。我带着一百多斤重的年画，骑到发城镇一个不知名字的村口时，车链子突然断了。我傻了眼，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地，推回家显然不行。我硬着头皮敲开了一家村民的门。

主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实汉子，正在院子里劈木头。听我说明来意，他毫不犹豫地进家找出工具随我来到门外，帮我把车上的年画抬下来，放倒自行车，开始修车。车链子断了一节，根本接不上。那汉子皱起眉头寻思片刻对我说：“你等会儿。”他起身回了家，不一会儿，手里捏着一节车链子出来。我忙问：“大哥，这车链子哪来的？”“我车子上的。”他平静地说：“先给你修好，我再想办法。”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

车修好了，我掏出两块钱，说：“大哥，不能叫您白忙活！”他马上涨红了脸：“兄弟，你这是要打我的脸啊！出门在外，谁不求个人？”我看出来了，钱他是肯定不收的，就抽出两张年画说：“大哥，这画不值钱，留个纪念吧！”他略一犹豫，小心地接过年画，那表情，倒像是占了我很大便宜似的。他仔细地帮我把年画捆到自行车上，送客般一直目送我走出胡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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