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留在青岛的历史影像（下）,蔡元培留在青岛的历史影像（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嗣顷文化教育事业三十载，足迹遍及华夏，对海滨城市青岛也怀有不尽情愫。上世纪初，蔡元培曾来青岛学德语，30年代他数次来青，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旅青名人。青岛的教育、文化、科技事业深得蔡元培的悉心指导，这在民国时期沿海、沿江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还历史于真实之后，蔡元培留在青岛的历史影像愈发清晰、生动。

旅青期间的文学活动

蔡元培虽不以诗人和作家闻名，但他在青岛多从文事，并将青岛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连接起来。

国内出版的蔡元培著作，主要是为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整理的18卷《蔡元培全集》。从文体看，蔡元培的留下的文字大多是议论文，还有一些旧体诗、题词、楹联、室铭和为故人写的墓志铭、纪传，以及应友人之请写的序跋文，短篇小说只有一篇。蔡元培对自己“文学上的把戏”“没有成就”，归纳为读书“不得法”，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勤笔”。

蔡元培造访青岛时曾留有诗作。 1935年8月27日，国立山东大学黄孝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附赠两幅扇面，扇面上有四首写于华严庵、回澜阁、柳树台、北九水的七言律诗。适蔡元培方游此地，于是“报以七绝三首”。由于黄孝纾未留地址无法邮寄，蔡元培在一次宴会上托人转交黄孝纾，但迄今未找到这三首诗歌。 1934、1935年夏秋蔡元培在青岛小住期间，夫人周峻先后在青岛水族馆、小青岛灯塔留下两幅风景素描画，蔡元培题写了两首七言绝句。其《题青岛海滨油画》云：“水族馆中窗窈窕，海滨园外岛参差;惊涛怪石互吞吐，正是渔舟稳渡时。 ”其《为养友题前两年所绘青岛风景并志缘起》云：“晚晴阅眺海之隈，霞影波光面面开。莫为渔舟愁日暮，塔中尚有夜珠来。”蔡元培还写有不少楹联，他在1934年11月1日应黄际遇宴请时，二人甫一会面即做起对子。黄际遇出：“君居古都帝皇之居”；蔡元培对：“子住岛上神仙之宅。 ”

蔡元培留给青岛文坛的记忆，主要是为《新青年》及其同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 1935年8月，时在青岛的蔡元培应约为准备重刊的 《新青年》题写数语，称：“《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新青年》难以割舍的情感。 8月23日，蔡元培将题词寄往老同盟会员、解甲返沪力谋改进社会教育的钱化佛。一个月后，刊载蔡元培题词的《新青年》重印本由求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出版。

第二件是为《新青年》同仁刘半农题写碑文。刘半农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法科预科教授，是《新青年》最为多产的作者之一。 1934年7月14日，年仅44岁的刘半农不幸病殁，停灵地安门外嘉兴寺。据蔡元培日记载，1934年9月7日，身居青岛的蔡元培复刘半农夫人朱惠函，并附上讣告的题签。对英年早逝的刘半农，蔡元培曾于8月20日撰文 《哀刘半农先生》，称赞刘半农发表在《论语》《人世间》等杂志的诗文“都是富有风趣的作品”。同年10月1日，蔡元培在青岛应《青年界》月刊之约撰《刘半农先生不死》一文，回顾刘半农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迹，赞扬刘“在各杂志或日报上也有相当的发表，但是他的兴趣，还是集中于语音学”，并对于所学“能由‘知之\’以至于‘好之\’而至于‘乐之\’”。一年后的1935年10月8日，蔡元培在青岛将为刘半农撰写的碑文《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寄给钱玄同。刘半农的碑文署“绍兴蔡元培撰文，余杭章炳麟篆额，吴兴钱玄同书丹”。一块墓碑闪烁着我国现代史上四位著名人物的才华、思想的光辉，可以说是一件难得的文物和艺术品。

第三件是执笔《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和阿英，按文学理论建设、文学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分类编选，出版家赵家璧任主编。对这套系统反映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初步确立的历史过程的大型丛书，蔡元培欣然接受了赵家璧提出的总序之请，于1935年8月6日在上海起草。 8月10日，蔡元培乘船来青时带着未完成的草稿，9月20日蔡元培将这一万多字的序言从青岛寄给赵家璧。当天，蔡元培日记载：“致赵家璧函，附去《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9月28日，赵家璧复函蔡元培。蔡元培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以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对“五四”文学和《大系》的出版做出了高度评价，传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共同心声，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给“五四”文学以崇高的历史定位：“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繁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

在个人著述方面，蔡元培在青岛最重要的事件是勘订了《孑民文存》目录。 1935年9月23日，高平叔托青岛市教育局转交蔡元培的“近作文目录”，此为蔡元培委托高平叔搜集、整理过去撰发过文章的文集篇目。 26日，蔡元培回复高平叔，并将上海广益书局1931年出版的《蔡元培言行录》一册随信寄去，供他参考。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将是年8月5日起他在上海与高平叔口述的 “五四”后的经历，经高平叔记录整理形成的《传略》续篇，于9月26日“寄还给高”。蔡元培本人的《传略》分为上、下两个篇章。 1919年春，蔡元培应北京大学“新潮社”之请为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撰写了《传略》上篇，题目为《传略》（上）（1868—1918）。 1935年8月蔡元培口述、高平叔记录的一篇作为 “孑民事略续稿”，标题为 《传略》（下）（1919—？ ）。据高平叔称，收到蔡元培1935年9月26日从青岛寄来的《传略》续稿后，便于翌年写了一份“详细的初稿”，但因1936年冬蔡元培患病，“不知放置何处”。收入《蔡元培全集》的《传略》续篇是1943年春为纪念蔡元培逝世3周年，高平叔根据1935年8月在上海记录的蔡元培口述稿，加上1935年9月25日以后的内容补缀而成。也就是说，蔡元培1935年9月26日从青岛寄出的在高平叔记录稿基础上修正的稿子，迄今不知隐在哪个角落。那件蔡元培仅有的传略原稿，不复目睹了。

提出“文学的课程”概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青岛铁中的演讲中提出了“文学的课程”概念。 “五四”后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迅速形成高潮，相对于文言文的语体文，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加工的书面语，使国语的“正宗”地位得以确认。但是，青岛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却存在诸多问题。据胡适日记载，1930年8月胡适因事来青寓宋春舫宅时，曾近距离接触到宋家的几个在校子女。当查阅了孩子们的作文本后，胡适在8月10日日记中这样写道：“春舫有三子一女，长子已入约翰高中，次子年十二，在家中读书。今天我问他们要作文本子看看，始知他们还在作古文，教者文理不高，学者受苦不浅。我劝春舫改革，恐未必能听。”尽管宋春舫研习西学的经历毫不逊色于胡适，但他对国语运动的热情远不及胡适来得强烈。倒是蔡元培的努力更具坚韧性和策略性，因为他要通过这场国语运动去触及语言文字的诸多核心问题，以促进中国现代科学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使其更具深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1934年9月28日，蔡元培在青岛铁路中学演讲提出中学学科分类时，将语言文字和数学归类于“练习工具的课程”，因此学生“要练习国语、国文”；同时蔡元培又在“体育、美育的课程”类别里提出了“文学的课程”这一概念。为此，蔡元培阐释道：“凡事都是相对的，有刚必有柔，有紧张必有宽松。美术、文学的课程，就取其有宽松的作用，可以与刻苦用功相调剂。”显然，在蔡元培的语境中，中小学语文是工具学科，而体现人文性的“文学的课程”是用来“调剂”的，以缓解工具性、知识性课程的学习压力。蔡元培的归类科学与否暂且不论，但他对“文学的课程”见解是其语文教育思想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其实，青岛教育界对蔡元培关于中学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主张并不陌生，因为早在1929年青岛特别市时期使用的中学课程标准，即以蔡元培中央大学区的标准为纲，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高中国文选修课中的“美术文”。

美术文，作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体概念，在晚清至“五四”时期以“实用文”对立的面貌出现在学界，并被新旧文人以不同的观念反复阐释。梁启超、周氏兄弟、刘师培、谢无量、陈独秀、刘半农、蔡元培等，分别对美术文的观念理解或文体发展做出了富有个性的诠释，即后来被学界公认的熔铸新旧美文观的“美文”。蔡元培认为国文分两种：一是“因生活上的必要”而写的“实用文”；二是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美术文。美术文又分两种：一是“有情的”，二是“无情的”。蔡元培界定“无情的”美术文系客套的、卖钱的、技巧的应酬性文章，不值得研习，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是“有情的”美术文，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将美术文纳入高中国文科的选修课，实在是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时期推进语文教育的一大创举，语文课程旨在致力于学生口头与书面语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这对推进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尤其是母语教育大有裨益。

民国时期，青岛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用完全循时代潮流。1932年11月之后，青岛市小学使用的国语课本主要是叶绍钧编、丰子恺绘的《开明国语读本》，这套教材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课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共印了40余版次。同期，初级中学国语/文科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是赵景深的《初中混合国语》和孙怒潮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述教材大都实行语体文言选文混编，既能体现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作品、文艺理论对中学语文教育产生的影响，传统古文也占一定的比例。

蔡先生的“朋友圈”

不可否认，一生爱好旅行、阅尽世间风光无数的蔡元培对青岛格外偏爱。 1935年1月16日，有记者向蔡元培询问：“先生对于中国的避暑区，认为哪一个地方顶好？”蔡元培明确地说：“还是青岛好。庐山，我去过的，庐山是不错，但是那里有山，没有海；在山上看鄱阳湖，太渺小了。北戴河，我也曾去过，可是北戴河有了海，又没有雄伟的山，总觉得不十分好。青岛的好处，是有山有海。青岛又是一个都市，有山水的乐趣，又有都市的方便，这是其他避暑的地方不能比较的。另外，青岛还有大学，到图书馆去参考，也是很方便的。 ”蔡元培在青岛流连忘返，一方面因为青岛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由于青岛朋友好客。蔡元培旅青期间，“北大旅青同学会”发起成立，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同仁、青岛教育界人士、青岛政界和学界朋友及蔡元培的绍兴同乡，以不同的形式陪伴在其左右，给蔡元培的旅青生活留下了深长而绵密的情思与流脉。 “北大旅青同学会”成为20世纪30年代青岛最活跃的校友组织，展示的是蔡门弟子的追求与情怀。

浙邑乡党圈是蔡元培在青岛的一个亲情群体，核心人物是桐庐籍的袁荣叟和嵊县籍的邢契莘。蔡元培几次到崂山，每每总是袁荣叟同往。凭借1928年主纂《胶澳志》的丰富经历，袁荣叟陪蔡元培游崂山，确能满足蔡元培审美怡情、博观广闻、感受沉淀的历史与人文之美的旅行目的。邢契莘同样知道蔡元培有旅游的嗜好，他陪其游览过李村农场、靛缸湾、华严寺、北九水等处。1934年9月6日中午，旅青绍属同乡19人在“青岛咖啡”宴请蔡元培。1935年8月17日晚，绍兴同乡会在国际俱乐部宴请蔡元培一家，蔡元培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他们的名字：邢契莘、邢刘云璇、宋锵鸣、吕振文、陈景焘、董荣卿、赵宗钧、周亚青、王赞、章侠渔、阮光铭、陈魏、刘鼎、楼际霄、周亚平、余晋铭。

身居青岛，青岛教育界知名人士自然是蔡元培接触最多的。这个群体主要由以青岛市教育局长雷法章为首的基础教育领域的校长、教师，和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知名学者所构成。 1935年8月19日晚，雷法章宴请蔡元培夫妇，陪席者有来青讲学的马寅初夫妇、来青岛公干的何思源及其法籍妻子宜文妮·詹姆斯。蔡元培意识到，这是一次大戏之前的“舌尖”前奏，因为饭后沈鸿烈请蔡元培等去青岛大舞台看戏，那晚登场的“德国小姐”雍竹君演出《四郎探母》。蔡元培不仅饱食美味，还过足了戏瘾，直到深夜10时余方回。见诸蔡元培青岛日记的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有杨振声、赵太侔、杜光埙、黄际遇、洪深、张煦、姜忠奎、皮高品、邓初、刘咸、丁山、黄孝纾、胡文玉、皮松云、郭斌龢等。

蔡元培嗜酒，他在自撰的《年谱》披露，因为“父亲善饮”，“母亲亦能饮酒”，家中常备绍兴酒，不仅逢年过节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即便平日也时常小酌。蔡元培旅青期间免不了与朋友开怀畅饮，难得浮生片刻闲情。蔡元培的日记每每记下被“招饮”的时间、菜品及陪坐的友朋，透过这些舌尖上的历史可以窥见蔡元培的为人和性格。酒后的蔡元培虽然愈醉愈温克，可也有失态之举。 1934年11月8日晚，蔡元培应胶济铁路局宴请时“小醉”，回寓所后见邢契莘夫妇来访，他“忽似睡而觉，恍若客他家，卒然语养浩：‘我等可归矣。 ’”邢契莘夫妇认有“逐客”之意，遂起身告辞。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甚悔之。登楼，欲坐靠椅，乃误落椅左隙地，左额触几角，微伤。 ”其困窘尴尬溢于言表。

蔡元培身上具有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迂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与睿智。学界公认，蔡元培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齐家传统的诚心恪守和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是造就其丰沛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堡垒的基本元素。

未能建成的“孑民堂”

30年代蔡元培多次旅居青岛，主要下榻平原路12号和福山支路14号寓所。1934年暑期，蔡元培原本打算应张元济之约去庐山避暑，因此他于6月23日致信表兄刘梅垞，托其将“代租青岛之屋退去”。待蔡元培辞谢张元济的庐山之行，转而赴青岛避暑时，托刘梅垞辞去的“青岛之屋”已经复不可得。尽管如此，蔡元培一家还是来到青岛，暂时落脚刘梅垞的私邸观海一路10号。实际上，“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日舰时常游弋在青岛海域，至1934年夏青岛的形势十分紧张。对时局保持高度警觉的蔡元培，将青岛之行推迟到8月下旬。看到蔡元培泰然自若的神态，得知此前蔡元培先租后退“青岛之屋”之原委，沈鸿烈即于9月1日遣市政府人员，引蔡元培与夫人周峻到崂山“看屋”。蔡元培觉得居北九水虽风光好，但离市区太远，交友访谈不便，还是选择了王任之让与的福山支路寓所。这样，蔡元培一家在观海一路10号刘梅垞宅暂居两周后，迁移到福山支路14号，直至11月10日离青返沪。

居者有其屋乃天经地义，莫说蔡元培如此位高权重的民国要人，即便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也将家居视为拼死拼活的首要追求。然而，蔡元培直至古稀之年仍无固定的居所，他定居上海的房屋一直是租借的。鉴于蔡元培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1935年春，蔡元培的门生故旧——北京的蒋梦麟、胡适、周炳琳，南京的罗家伦、段锡朋、陈剑翛，武汉的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上海的丁燮林、汪敬熙、李博嘉，以及山东、青岛的何思源、赵太侔、杜光埙等共同发起 《集资为蔡先生七十寿辰营造住宅办法》，地点“暂定青岛”。 9月7日，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太侔、罗家伦共同署名，由胡适执笔，写了一封为蔡元培70岁寿辰祝寿献屋函。此信从祝寿本身讲，是给蔡元培一个住家藏书的地方；从社会意义论，就是建成一座公共纪念坊，“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纪念一个一心为公“不及其私的”公民。此信言辞之恳切、情感之真挚、境界之高远，令人回味无穷。

蔡元培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写了答谢信。一方面，蔡元培为自己“没有送穷的能力”而感到“惭悚”，他以“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的典故为喻，婉拒门生的盛情。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为学生和朋友们的真情所感动，而且他们希望通过这件事所要提倡的一种精神，是蔡元培本人极力赞成的。两相权衡，一生当“租客”的蔡元培同意接受这份美意，“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蔡元培还发出铮铮誓言：“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 ”献屋祝寿可谓民国尊师的佳话。据著名社会活动家、天津《庸报》编辑王森然说，这座由北大门生计议的“孑民堂”就建在青岛荣成路，至1936年已募得两三万元，拟翌年动工。可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青岛等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

最可注意的是，晚年滞留香港的蔡元培时常牵挂着青岛，他的日记每有记载。 1937年12月20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条来自青岛的战况新闻：“报载青岛沈市长已炸毁日人纱厂等业产，值二万万元，亦抗战到底之一种表示也。 ”可见，蔡元培赞赏沈鸿烈的“焦土抗战”之举。学界发现，终生有日记习惯的蔡元培，日记绝笔是1940年2月28日。此前的2月4日，蔡元培收到青岛老友全圣观道士曾明本的来信，他在日记中郑重写道：“接青岛芙蓉山全圣观道士曾明本函，托言于月前仰观天象，见恶星虽仍猖獗，但东亚已现曙光，亟应恢复和平云云。 ”通过这则日记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国家民族安危的关注一如既往，同时与青岛友人的通联始终不断。遗憾的是，曾明本所言 “东亚已现曙光”，蔡元培却看不到这一天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在民族危难的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骤雨中离去。遗憾的是，蔡元培最终还是一个“无壳蜗牛”。据高平叔称，那笔由蔡门弟子发起拟在青岛荣成路建筑“孑民堂”的款项，最初托上海大生制药公司总经理、徐锡麟之弟徐季荪代管。 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蔡夫人周峻委托任鸿隽出面将此款移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此款后来如何处理，未见文献记载。假如蔡门弟子为蔡元培祝寿献屋没有“七七”事变的阻隔，假如“孑民堂”果真在青岛荣成路如愿竣成，那对终生无恒产的蔡元培来说，定能解决其“无壳蜗牛”之窘；对于青岛的公众而言，也有了一个可以“朝圣”的去处。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以社会、国家为家的人，他的家已经筑在人们的心中，建在历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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