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士杰：齐鲁青未了

1905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以设立学部为标志，科举制在中国正式宣告结束。实际上，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所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已倡导多年，只因受时局所限，未能全面施展。不过，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呼吁下，自1896年开始，东渡日本留学成一时风尚，模拟日本“学成归国，用为将相”的治国兴国强国的方法论相继在各省推广。

相较于其他省份，山东省或因义和团之兴而影响了留学的进度。直到1902年，山东才首次派出张树元、曲同丰等十余人作为北洋官费生赴日留学，加入到向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学艺的队列之中。随后，山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日学生，除官费生以外，越来越多的自费生也主动出海，求学日本风气渐开。

“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曾经在《议游学日本章程片》中的奏言几年后被坐实了。 1906年2月，18岁的崔士杰也从临淄出发抵达日本。两年后，1908年3月，崔士杰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成为第一届“五校”（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官费生。根据1907年中日两国签订的《五校特约协定》，自1908年以后15年内，日本文部省特约上述五所学校每年录取中国学生165人，中国政府每年补助每名学生教育费200至250元不等；中国学生参加入学考试及格者，得选为官费生；平均每名官费生一年可获得650日元的教育费及学费。

对崔士杰而言，到日本属于时代共同体意识的一部分，“盱衡世变，知陈陈相因，不足以促进国步”，崔士杰意识到沿袭旧制度并不会对亟变革的中国产生作用，非创造革新不可，“观国东瀛，旁求治要，还以施之吾国民社间……”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命运共同体，亦是修身齐家治国的迫切转化和现实安排，崔士杰所处的确切时代正好帮助他观察并判断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时代共同体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志趣同盟的组建。到东京后，崔士杰很快与同年山东官费生暨淄博同乡蒋洗凡以及徐镜心、丁惟芬、谢鸣焘等其他山东籍留学生相识。 “义气塞两间，肝胆照千古”，崔士杰加入了由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崔士杰中断学业，回国参加革命党。此间，11月13日，蒋洗凡、徐镜心、丁惟汾等人在济南策动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然而，山东独立仅戏剧性地维持了12天便于11月24日宣告结束了。经此一役，革命党人决定从军事着手强力推进革命，蒋洗凡到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计划军事，继续推动山东独立；而崔士杰则被徐镜心派至蓬莱、黄县募款。

到烟台后，崔士杰收到了蒋洗凡从上海二马路卫生旅馆19号寄来的信。在寄至烟台田厘局街渤海报馆的信中，蒋洗凡向崔士杰、李凤梧等多位同盟会成员陈述了山东“独立既伪”后的情势——“来沪数日，洞察时局，非各省速为预备，同出师北伐，不足以成大功。山东独立既伪，财力兵力，毫无可恃，实无面目对西南诸省。 ”由于当时烟台尚属完全独立，并且海关税务仍可把握，“财力可筹，宜急行进取，勿仍保守，为天下笑。 ”

身在烟台，崔士杰按照蒋洗凡信中所言策略“招健兵一营，作速成教练……省城及青岛军事人才尚有五六十人，可一齐招来，急急进行，以维大局”，以烟台为中心，在胶东地区展开独立斗争。1912年1月15日凌晨，崔士杰与其他革命党人一起，里应外合先后光复了登州、黄县、文登、荣成。2月7日，黄县被清兵围困，11日黄县又失陷。虽有反复，但时针一步步走向了清帝溥仪退位的1912年2月12日。同年，崔士杰深觉功课不够、学历不足，“事之成也，非成于成之日”，便重新回到日本，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

在日期间，跳脱而观，崔士杰对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知。1916年12月4日，崔士杰在东京与陈启修、王兆荣、吴永权、周昌寿、文元模等47人发起成立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为宗旨的丙辰学社。在发表于1917年丙辰学社出版的《学艺》杂志第一号《中国之军事政策》一文中，崔士杰直言当时的中国“待治理者，何止千万”，并提出“窃以为最切而不可须臾缓者，莫若定国是矣”的主张。这是因为，1917年的时局已经不同于此前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发生，变动靡常，崔士杰认为“不可不内审国情，外察世界大势。”

不论眼界还是判断，马上而立之年的崔士杰都开阔了很多，他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关心从个人的局部进入到更大格局的界面——“国家之目的有二，一为消极而图自存，一为积极而谋进取。”经他观察发现，中国与德国虽然国势悬殊，不过，“德国国是指变迁，吾中国国是必由之径也。”基于此，针对百废待兴、百端待理的中国，崔士杰提出第一步从国防入手的策论。

1917年，崔士杰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

翻译·交涉

崔士杰第二次在日本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日本从龙口登陆经即墨到青岛对德宣战，很快德国宣布投降。日据青岛后，德国在青岛以及山东的一切权益皆由日本掌控，胶济铁路遂归日本铁道联队管理。

1915年，日本设山东铁道管理部，胶济铁路改名山东铁道。借胶济铁路对山东内陆腹地的广泛深入，除了攫取胶济铁路沿线的煤炭等矿产资源，日本的势力范围也从青岛向济南延伸。随着侨居在济南的外国人日渐增多，国民政府在山东设了交涉署，负责处理外事、侨务、海关、出入境等事宜，回国后的崔士杰便到了山东交涉署任第二科科长。

虽然占领了青岛，但是在巩固占领上，日本并没有法律依据。于是，通过《二十一条》和《中日军事协定》，日本尽可能使其占领青岛“合法”化。 1917年9月29日，日本以175号敕令公布《日本驻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条例》。民政署在青岛设立，秋山雅之介成为青岛首任民政署委员长，负责除军事以外的行政、司法事务。胶济铁路又移归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管理。对于日本在青岛的侵占以及劫夺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的行为，崔士杰所在的山东交涉署屡次向其交涉，提出抗议，但时局所致，终究无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中国也派出代表出席，希望以战胜国的地位收回山东权益。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让山东问题成为悬案搁置起来。巴黎和会闭幕后，日本又想方设法迫使中国与其单独谈判有关山东问题的悬案。不过，慑于“五四”运动后高涨的民气与民怨，北洋政府并未同意这次谈判的执行。

直至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重新被提出。经过数次谈判，《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1922年2月4日签订，并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四项原则组织成立中日解决山东悬案委员会。在国内，北洋政府也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原则成立“鲁案青岛接收善后督办公署”，特派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王正廷为督办，负责交涉事宜。王正廷到济南后，因留学日本的经历，崔士杰被调去任鲁案青岛接收善后督办公署秘书，负责交涉中的具体翻译工作。

1922年6月29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中方委员是王正廷、唐在璋、徐东藩，日方委员是小幡酉吉、秋山雅之介、出渊胜次，就赎回胶济铁路重点是估价问题展开讨论。后来，中方委员又增加了陈干。

据崔士杰回忆，会议中，中日双方为赎回胶济铁路的估价争执不下，曾一度暂时休会。在处理中日双方争执问题时，王正廷态度较为强硬，遇到技术估价时，王正廷特别延请在青岛的国际技术专家参加会议发表意见，因此，在胶济铁路赎价方面，当日方提出的四千五百万日金几经争论落到四千万时，亲美的王正廷还想再减。但是，再减的办法只有用付现杀价的方法。对此，北洋政府不予支持——“欠债不怕大，要现钱没有”，最终的结果就是四千万日金作为铁路赎金，年息六厘，并以胶济铁路的全部收入作担保。

随后，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组织成立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 1922年7月，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令，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起草《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就青岛实行自治进行框架设计，参与起草的均是青岛政界、工商学界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崔士杰也名列其中。

至此，崔士杰参与的胶济铁路交涉总算告一段落。

纺织·经纬

1923年，崔士杰来到上海吴淞，出任由王正廷于1920年集资筹建的华丰纱厂总经理，此后相伴崔士杰一生的纺织工商事业就此开始。

其实，这并非崔士杰一人因缘际会的选择，就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形势而言，纺织有绝对的工业话语权。这是因为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与之相应的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世界人口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单就生产生活而言，纺织工业自有其普世需求，1930年代，朱升芹在《纺织》一书中有如是阐明——“据是以观，纺织工业非特为吾人生存所必需，且需要之殷，必将随文化进步而弥亟。前途发展之切要，从可知矣。 ”

及至崔士杰与穆仁伯、辛铸九、马伯声1932年12月在济南投资创办仁丰纱厂，全国已有纺织厂130余家，其中，日商共计45厂，主要布于上海、青岛、常州等地。以青岛为例，自1916年7月在四方开设内外棉会社青岛厂开始，至1923年11月在沧口设立宝来纱厂，日本在胶济铁路四方站至沧口站沿线共设了11家纺织厂 （内外棉会社青岛厂、华新纺织公司、大康纱厂、富士纱厂、隆兴纱厂、钟渊纱厂一厂、钟渊纱厂二厂、钟渊纱厂三厂、钟渊纱厂四厂、钟渊纱厂五厂、宝来纱厂），这10公里的范围成为青岛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工业的主力队员。

但是，当时中国纱厂仍处在初创阶段。崔士杰说，“中国尚没有纺织机器制造厂，所有的纺织机器都是从外国买来的，价钱很高，但产量却只有外国纱厂的一半。 ”为了调查研究中国纱厂的产量为什么赶不上外国纱厂，每逢机会，崔士杰就到中外各纱厂去参观，尤其喜欢与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们谈话。有一次，崔士杰到青岛沧口一家日本纱厂与女工谈话，问其在日本纱厂与中国纱厂哪里的活儿好做？女工回答说，同样的纱厂、同样的车间做起活儿来应当一样，可是在中国纱厂干活儿感觉到轻松些，在日本纱厂比在中国纱厂感觉累得多。经过调查，崔士杰发现问题出在机器上。原来，“关于买卖制造纱机，日英两国有密约。卖给外国人用，尤其是卖给中国纱厂用时，不把好纱锭卖给中国厂商……英国纱厂自用纱锭转速每分钟15000转以上，但卖给中国纱厂的纱锭每分钟不过8000转……”某种程度上，中外纱厂的悬殊产量既是表象，又是内心的隐疾。带着所学回国的崔士杰发现一些事情“愿与心违，无以自解”，揣着时代共同体的意识，却越来越陷入时代共同体的泥沼之中。

在上海期间，崔士杰与陈雪南结识。如果说王正廷对崔士杰的帮助是典型的工作提携，那么，陈雪南对崔士杰的窥探则属于心理医生式的辅导。崔士杰回忆说，陈雪南与其“共处日久，窥见吾隐”。

陈雪南年长于崔士杰，又是山东同乡，曾任山东教育厅厅长，亦于1924年在青岛创办了胶澳中学并任校长，疏导人心的教育方法自是熟稔。陈雪南开解崔士杰，“君其病夫，心忧而弗伸，意引而难发，长兹以往，甚矣其惫也。 ”不难发现，崔士杰后来任山东工商厅厅长、任胶济铁路中学校长乃至写诗抒怀皆与陈雪南的路径有着太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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