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公山与盖公堂

◎韩钟亮

盖公山在潍河西岸,山以盖公得名。若问来历,还要从西汉平阳侯曹参身上说起。

读《史记》我们知道,曹参是沛县人,早年做过沛郡的椽史,是萧何的“老同事”,刘邦的“老班底”,然而跟潍河两岸老百姓又有着某种缘分。高祖三年,曹参以右丞相身份隶属于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淄,还定济北,然后在潍河之战中大胜楚军,斩主将龙且,俘将军周兰。后来刘邦称帝,封长子刘肥齐王,任命曹参为齐相,并赐爵平阳侯。汉惠帝元年,曹参继续做齐国的宰相,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共坐了九年。

曹参为齐国相的时候,齐有七十二城,属于大邦,实力比较雄厚；但因连年征战,造成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曹参感到肩头压力太大。他是武将出身,长于军事,短于“文功”,但好在为人谦虚,礼贤下士,能借以补齐“短板”。当时有个门客向他建议:“听闻胶西有位盖公,善治黄老之言。相国或可召他一见?”曹参眼睛一亮,说:“好!还是我拜访他吧。”随即安排厚礼、车辆,到胶西去了。

所谓“胶西”,是指胶河以西潍河以东的区域。汉高帝六年(前201)置郡,治所在城阳城(今高密市西南)。后人(例如苏轼)常把诸城、安丘、高密一带笼统地称为“胶西”。几年前曹参参与潍水大战,渡潍俘获了齐王田广,他那染血的马蹄踏遍了胶西大地。此番归来,见满目疮痍,战争伤痕处处可见,他心情甚觉沉重。直到见到盖公,两人促膝交谈,积压在心头的阴霾才渐渐消散。

这位盖公我们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更不知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盖公“善治黄老言”,应该是道家一派。

史书的记载极其简略,但我觉着,这应该是跟刘备拜访诸葛亮同样精彩的“草堂对话”；而且这个“潍滨对”,要比“隆中对”早着若干个年头。“潍滨对”之后,曹参将盖公接到了齐国首都,在相府后院住宿区的中心位置,专门为老师建造了住房,是为“正堂”,以便自己随时可以请教。曹参本来是想给老师安排官职的,但盖公心性淡泊,无意仕途,甘愿做垂钓潍滨的渔夫,而不像诸葛亮那样,以“出世”之外壳包一颗“入仕”之心。

后来盖公去世,乡人根据其遗愿,把他埋葬在紧靠潍河的一座小山上,这座山从此便称盖公山。又过了若干年,人们在这座山上发现了一亿年前(白垩纪时期)的陨石坑,证明了一颗彗星降落于此,曾绽放出照亮天地的光辉。难道盖公早就知道这陨石的存在,而决计与它永远厮守吗?——谁知道呢!

却说曹参相齐九年,以盖公“无为而治”之道治国,使齐民安居乐业,到处欣欣向荣,百姓“大称贤相”。惠帝二年(前193),宰相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曹参继续推行在齐国行之有效的“无为而治”,将盖公的治术一以贯之,对萧何在任期间所制定的法规不作任何修改,这就是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萧规曹随”。其重要的结果,是为大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阴荏苒,朝代更替,转眼到了大宋熙宁年间。大才子苏轼从钱塘来到潍河流域的诸城,出任密州太守。苏轼熟读《史记》《汉书》,自然熟知盖公事迹,于是心向往之,决计到盖公的家乡祭奠先贤,慰问后裔。但遗憾的是,不知何故,苏轼并没有找到盖公的坟墓,也没有见到他的子孙。于是,在“慨然怀之”之余,苏轼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效仿大汉贤相曹参,在州衙建造一栋房屋,将“盖公”请到这儿住宿,以便随时交谈、讨教。这栋房屋,苏轼命名为“盖公堂”。苏轼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盖公堂记》,记述了建堂的动机、意义和用途。

在《盖公堂记》的开头,苏轼举了一个胡乱吃药加重病情、“谢医却药”反倒病愈的医案；然后借题发挥,说明了“为国者亦然”的道理,并赞扬了萧何、曹参“与民休息,而天下安”的功业；接下去讲的是他作为太守,深“知(盖)公为邦人,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的惆怅心情；然后向读者交代:这座以“盖公”命名之新堂,位于州衙“黄堂”(即太守会客的正厅)之北,其门与城之南北直线贯通,如此重要的中心位置,他苏轼不敢居住,而只能用来招待像盖公那样的贤者,当然也可以“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在文章的最后,苏轼想象盖公并没有死去,这位“得道”的“隐君子”,也许正往来于东海、九仙山和崂山之间,只是我们“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罢了。

《盖公堂》而外,苏轼还写过一篇《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从“赞”前小“引”中可以知道,苏轼以往在润州甘露寺见过一幅“狮子”画,乃南朝宋大画家陆探微所作,笔法奇古,令人叹止,苏轼曾留诗《甘露寺》赞颂此画。盖公堂建好之后,他即命画工前往润州临摹而来,装置于堂内的照壁之上,然后自己再提笔写了这首“画赞”。“画赞”里透露出的意思,是让这头保护过佛的威猛的“青猊”,如今再来护卫高堂上盖公的座位。此足见他对盖公是何等的尊崇。

苏轼在密州写过不少诗词文章,其中不乏旷世名作,与之相比,《盖公堂记》和《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似不值一提,因之学界注意的不多,专门研究的文章则几乎没有；当然笔者孤陋,也许虽有而我不曾看到。但我以为《盖公堂记》很有味道,它很值得我们好好地咂摸一番。我至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密州(胶西)乃文明古邦,著名的先贤不少,如虞舜、晏婴、梁丘贺、贡禹、伏湛、郑康成等,都值得苏轼景仰、推崇,何以单单为盖公建一座堂舍呢?窃以为,其中必有深意存焉,苏太守一定是有他的“现实意义”考量的。

我们知道,作为官员的苏轼,在政治上他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来密州之后,他看到“岁比不登,盗贼遍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超然台记》),深为“新法”之弊端而痛心疾首。为此他曾上书代丞相韩琦,揭露“手实法”于民之害胜过蝗灾；以百姓“告讦”之法治理贼盗,只能是败乱风俗,有伤教化。而在上朝廷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对盗贼的产生根源,他给出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殆无虚日”。呼吁朝廷行“仁慈”“敦化”之政,循循善诱以安抚人民。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榷盐”造成了“盐课日增”,“盗贼日众”；“手实法”更闹得家家破产,人心惶惶,平空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想起了当年的曹参,其所面临的齐国形势,与今天的密州非常相似；而朝廷大臣们的对策,要不就是隔靴搔痒,要不就是火上加油,激起民怨,造成更大的社会祸乱。于是实行盖公的“清静无为”,分明就是最可行的治理手段了。我想这大概就是苏轼建造该公堂的缘由吧?

现在曹参的时代已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苏轼离开密州(胶西)也已经有九百多年。但盖公山仍然无恙,盖公的墓地依旧芳草萋萋。遗憾的是盖公堂早已无存,遗址变成了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场所。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的盖公和盖公堂,却是永恒而不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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