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儒学名臣的悲剧形象 读长篇历史小说《元末第一名臣余阙》

宗元

我的老师陈慧君先生，是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述颇丰。退休以后，沉缅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已出版多部长篇，在文坛上与史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耄耋之年、满头银发的陈先生，新近又推出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力作《元末第一名臣余阙》，其精神、其境界，令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作者把眼光投向元朝末年这一遥远的历史时空，则发现有关记载余阙的材料匮乏，尤其作为党项族人的故国，一个长达190多年的西夏王国，竟被史学家漠视与冷落，史书上几乎找不到痕迹。如此一来，真实再现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浩繁的史籍中披沙拣金，又不惜以年迈之躯亲往宁夏、安徽等地采访余阙后裔，据史实和丰富的艺术想象，作者终于完成了这部史诗品格的扛鼎之作，作为小说艺术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是中国当代文坛历史小说园地中一个重要的收获。

到了元朝末年，由异族统治长达一百多年的庞大帝国，已显露出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颓势，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错，日益激烈尖锐；加之黄河决口，良田荒芜，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满目疮痍，饿殍遍野，其景象惨不忍睹。

与之相映，宫廷之内却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皇帝荒淫无度，奸臣结党营私，弄权肆虐，残害忠良，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致使官逼民反，农民揭竿而起。

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尤其是朱元璋为首的红巾军，给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严峻的时局，余阙在危难中奉命登上政治舞台，扮演了拯救大元帝国的悲剧角色。

作者运用了较多笔墨，详细铺写出宫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与斗争，将余阙置于各种复杂矛盾的冲突之中，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呈现出这位封建官吏、儒家信徒的性格命运与个性风采。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一方面，作者从政治的角度写出他雄伟的人生抱负，杰出的政治才干与政治智慧，以及作为军队统帅，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才能，在捍卫元朝帝国战斗中立下的盖世功勋。与此同时，作家对人物的刻画，没有拘泥于单一的政治眼光，而是从人的文化心理、思想信仰、道德人格方面，开掘主人公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自觉的传承者，以及程朱理学的虔诚的弟子，在元朝苟延残喘、气息奄奄之中，以悲壮的情怀坚守理想与操守，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只能发出一声无奈与悲凉的感叹，直至为这个行将灭亡的国家贡献出宝贵的生命，从而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薪火承传中迸射出一道散发着血腥气息的亮丽的光彩。

余阙作为西夏古国党项族人的后裔，先天性的继承了祖辈的质朴、倔强与刚烈，从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中，受到了西夏古文化的熏陶。后拜大儒为师，对孟孔学说程朱理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

作为读书人，余阙把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把“谋国不谋身”“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作为人生的座右铭。此后在科举考试中，以一篇阐述儒家核心思想“仁”的策论，赢得了考官的赏识，录取名列右榜一甲进士第二名，为进入仕途铺平了道路。

此后，无论是担任基层县令之职，还是作为监察御史考察官员政绩、检举违纪犯法恶吏及权高位重者，都恪守着儒家的治国理念，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政务、教化百姓的出发点和最终的价值坐标。

对于儒家学说和程朱理学，余阙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孔子创造儒家学说，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仁是第一位的，帝王的第一要务便是行仁政，这也是道德思想的基础，即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

最为重要的，这些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语言，而是融化在余阙的生命与血液之中，化为日常的行为与方式。在他看来，仁者要有大爱之心，爱国家，爱苍生，特别要怜惜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要尽力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余阙初入仕途，奉命为泗州县令。上任伊始，得知土豪劣绅强占农民土地，使百姓流离失所，无法生存。于是微服私访，勘察民情，果断制裁了涉案土豪，还百姓以公平。身为监察御史，面对地方番王鱼肉百姓，欺压黎民，他拍案而起，利用谋略，逼使番王缴出杀人凶手。在巡视中目睹地方官员杀害乡民，他不怕威吓，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入狱，犯人却在上一级官员袒护下安然出狱，余阙愤而辞官还乡。

这一切，固然显出余阙淡漠名利、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更为重要的，还是对“仁”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的坚守与维护。

在小说里，作者大量描写了余阙的琐碎生活。他敬母尊妻爱子，呵护中却不失严教；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对家仆视如兄弟。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代宗师，他广收门徒，结交挚友，平起平坐。这些散在的居家日常中，有着儒家思想中的博爱与温馨。

恪守孔孟之道的余阙，并不是一介迂腐呆板的儒生。对于程朱理学因政治化而产生的诸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摧残人性的极端理念，他并不盲从与认同。

一名地方官员为一年轻寡妇拒改嫁而提出表彰申请，余阙当场否决，不惜为此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顶住社会舆论的谴责。他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还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作品既有谢灵运的流丽质朴，更有杜甫的关爱苍生和忧心社稷的浓郁、苍凉与顿挫。作家陈慧君正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刻画出一个亲切真实、血肉丰满的人物。

毫无疑问，在余阙的人生舞台上，安庆保卫战是最为悲壮辉煌的一幕，也是他人生的一段最华丽篇章。在数倍于己的强敌层层包围与凌厉的攻势下，在弹尽粮绝毫无外援的绝境里，历经二百余次激战，竟然坚守了六年之久。在江南诸城尽皆失落之后，安庆成为最后一座被攻陷的孤城，可谓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是因为，余阙用自己的行动激励和感召了全城的军民。

在明知安庆城早晚要被攻陷的形势下，余阙将妻儿老小从安然之地迁到战火纷飞的安庆，誓与安庆共存亡。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举，怎能不让每一个守城战士在崇敬中热血奔流。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身受重伤也绝不后退。他用儒家学说中“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和鼓励战士的思想利器。

在这样的感召下，守城军民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直到败局已定，余阙走到清水塘边，拔剑自刎，坠入塘中。在余阙殉难之后，全体将士奋力厮杀，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中化为鬼雄；余阙殉难之后，三位夫人决意带全家随夫而去，几个年幼的子女，静静地跟着母亲，相继投入水井。

这里没有绝望的呐喊，也没有惨烈的哭叫，却在一片静穆中有着令人心碎的情感力量。

余阙，这位受人爱戴的官员，实际上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作为元末一代儒家名臣，所扮演的则是一个悲剧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是从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去揭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具体到分析余阙这一悲剧的艺术形象，必须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中去寻找他的悲剧根源。

余阙自然不属于新生事物，新生力量还不够强大，或者还由于存在弱点而造成的悲剧，它只能属于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因而，它的代表人物的毁灭，也就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历史的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余阙的悲剧，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元朝末年，等级森严的民族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夺，逼迫农民挺而走险，各路起义大军势不可挡，整个元朝帝国已病入膏肓。

尽管余阙对当局深感失望，但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依然相信旧制度的合理性，直至让全家人付出鲜活的生命。更为可悲的是，在这种巨大牺牲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价值的空虚和苍白。须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个旧制度的代表人物，无论其本人的抱负如何高远，修养如何高深，品德如何高洁，意志如何高强，才干如何高超，权谋如何高妙，只要坚信旧制度的合理性，以至不可为而为之，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所碾碎。

对于人物的评价，历史与道德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标准，如果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产生二律背反的巨大差异。就余阙而言，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可以判定他是一个旧制度的殉葬品。如果用文化历史的眼光，就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圣贤之人。

余阙既是一位清廉正直、爱民如子、千古流芳的国家官员，又是一个承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志存高远的士大夫；他既是一个待人谦逊、温文尔雅的儒学大师，又是一个性情刚烈、铁骨铮铮的项党族人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精华和鲜活的生命力。

从屈原到余阙，再到文天祥，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脊梁。陈先生笔下的余阙为中华儿女树立了人格榜样。本版摄影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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