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友于:绞刑架下的从容

李大钊、张挹兰、路友于(左一)就义前照片。(资料图片)

◎韩钟亮

192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的日子。我相信所有崇敬他的人,都看过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那是他登上绞刑架之前与两位同日赴死的烈士的合影。照片上他们并肩而立,目光从容,像是要共赴一场节日的盛会。面对这个镜头,我内心被深深打动,但我的目光总是长久地停留在李大钊右边那位青年男子身上。他叫路汝梯,字友于(以字行),老家是诸城市路家道口村,与我老家同属一个乡镇。正是这种“乡亲”关系,使我在崇敬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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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听老人们讲述:路友于自幼聪颖,性格“叛逆”。1911年,家长让他进诸城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可万没想到,是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一夜之间占领诸城并宣布了独立。16岁的路友于居然在学校带头“剪发明志”(剪掉了那条代表大清子民身份的发辫),然后与同学“歃血立盟”,组织起“决死队”,差点在战斗中丢掉性命。

我也曾听说:1915年,路友于走出家乡,考取了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在济南读书期间,他担任七班班长和学生会领导成员,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师生们夸他性情豪爽,目光深远,忧心国事,关注民瘼。据老同学回忆,路友于喜读进步书刊。有一回,读到李大钊刚出版的《庶民的胜利》,不禁拍案叫绝,激情朗诵,表达出他对大钊先生的倾慕之情。路友于还有个“特殊爱好”,就是喜欢“研究”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每每为“列强”的侵略霸凌而切齿裂眦,为“书生”的报国无门而扼腕嘘唏。

然而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文采”。据说当时省立一中有所谓名气鼎鼎的“诸城三杰”,即王统照、路友于和杨金城。王统照后来成为大作家大学者,其著译我读过不少,但路友于的作品我见的不多。手头只有他在济南求学时的几首诗,如《寄同学管子梁之二》:“汨罗江上向长沙,今古才人一念差。收拾狂名须及早,此身有国即有家”；再如《和李君国梁秋收四首原韵之一》:“万木经秋木已凋,西风诗思两飘萧。断桥日暮鸦声急,古道天寒驿路遥。醉爱香山醒对月,狂来说剑怒听箫。李陵抵死宁志汉,塞草衰黄胡马骄”。诗的境界很高,气势亦颇雄伟。读后掩卷沉思,感觉路友于有一种别于王统照的“剑侠”气质,在他的诗句当中,似乎“埋”下了将来为国捐躯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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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路友于从省立一中毕业了。在一位“同盟会”朋友的引荐下,他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留学。彼时早稻田大学集聚了大批有志报国的中华学子,路友于即为其一。然而一年之后,因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当局沆瀣一气,对爱国留学生进行迫害,路友于只好回国,到烟台和济南两地“养病”。然而这位“狂来说剑怒听箫”的“侠士”,绝对不会安于床箦,很快他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1922年,路友于赴北京,担任《益世报》的编辑。一年后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之后受孙中山委派,与共产党员李大钊、国民党员于右任等一起,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建立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路友于任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执行部的日常工作。从此他直接接受李大钊的“耳提面命”,并坚决执行孙中山指示,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道路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1924年5月21日,当中苏建立邦交之时,他乐不可支,无以言表,遂将儿子改名为“强谊”,将女儿改名为“端谊”,以示“加强”和“端正”与苏俄之间友谊之意。

192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路友于非常活跃,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首先是1月,万众瞩目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北京召开,路友于作为国民党的山东代表,与共产党山东代表王尽美等在会上相逢,他们把臂言欢,共议国政,这应该是中国“国共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继之3月1日,路友于又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积极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税自主运动；然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路友于殚精竭虑忙于治丧处事务,主持编辑了《孙中山先生荣哀录》。

同年5月30日,上海滩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国民大会召开前夕,李大钊找到路友于面授机宜。友于立即铺纸研墨,将万般怒气凝于笔端,草拟一篇檄文式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五卅)噩耗传来,心胆俱裂,伤心惨目,曷有其极……全国各地,实满布此辈强盗之凶迹。如不共同努力,一致抗争,则举国民众,死亡无日。”

写到这里他已泪眼模糊。下意识地用衣袖略作擦拭,然后唰唰唰再写:“本大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尤希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

据一位熟悉路友于的老人刘清杨(周恩来同志入党介绍人)回忆:“他(路友于)实在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市党部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之于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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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国民党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北京执行部成立以来,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一直存在,且日趋激烈。

1925年11月,右派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西山会议”,然后于南花园1号另立“党部”,而与翠花胡同8号路友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党部分庭抗礼。在国民党“二大”上,以路友于为代表的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路友于作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在会上郑重宣布“弹劾西山会议案”的结果,决定将右派分子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各进步团体联合成立了“左派联席会议”(即“左联”),其中路友于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就是“左联”的团体成员。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选举,中共明确提出“将(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结果左派获得大胜,路友于当选执行委员。

据路友于的女儿路端谊回忆,当年他父亲经常到基层开辩论会,对右派“反共”、“溶共”的反动本质进行批驳,其无畏的“侠士”气概和刀锋般的言辞,每每使右派理穷词拙,洋相百出。于是事后就有了“路友于善战群右”的说法儿。“右派”对他恨之入骨,便到处散布“路友于带头搞左倾”、“路友于被赤化了”等滥调。须知“赤化”是一顶意味着风险甚至死亡的“红帽”,可友于乐于接受。他甚至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说:

“国民党也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走共产主义之路!”

有句老话叫“近朱者赤”,用在路友于身上倒也贴切。因为对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过于接近,他的确已被彻底地“赤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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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春天无比寒冷。晚开的红梅预示着血雨必将降临。

当南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密谋向左派和共产党开刀的时候,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先行一步,于4月6日派宪兵军警包围了左派的“庇护所”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数十人。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向“法庭”下达了判处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邓文辉、张挹兰等20人死刑的命令。之后20位革命志士分乘6辆囚车,被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在那儿,早已经摆好了刚从国外购进的绞刑机。但“因杆(即绞架)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据《世界日报》)。于是李大钊率先登上绞刑台,紧随其后的则是路友于。鉴于史料阙如,不知道他们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是不是高呼了口号或者吟唱了诗歌；唯一能肯定的是,李大钊、路友于以及张挹兰女士,就义之前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张他们的合影。

然而合影并不是烈士的主动要求,而是杀人凶手的特意安排。张作霖们原本希望藉此留下一点“犯人”怯懦怕死临刑变节的证据,以便日后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却不曾料到,这倒为英雄们提供了向这个世界展示其伟大灵魂的机会；更不曾料到,这张照片将永存史册,成为后来人“不忘初心”“红色教育”的绝好教材。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其实李大钊、路友于完全可以及早撤退,躲过劫难；但是没有。他们决计坚守阵地,从容等待,等待这部“历史剧”激动人心的大高潮的到来。

从容,这是烈士“定格”了的神情。这种神情后面的巨大力量我们无法估量。记得黄宗羲说过:“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此话意味,且让我们慢慢地咂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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