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个模式”注入新内涵 创新,再一次出发

□本报记者杨国胜张鹏

都镇强

在新时代,如何赋予“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新内涵?2月24日,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著名高校、中央媒体的国内“三农”领域有关领导、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建言献策。记者注意到,本次研讨会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实践需要和潍坊发展实际,通过研讨交流,碰撞出了更多智慧火花,凝聚了更多思想共识,收获了更多理论成果。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之所以成功,在于针对当地发展的实际,制定发展策略,让模式有了生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对此深有感触。叶兴庆在多次调研中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农民在实现温饱之后,增加收入的愿望强烈,而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对这一愿望的实现构成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农民单家独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周期性出现“菜贱伤农”“粮贱伤农”现象,市场化对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形成巨大压力。

此后,潍坊市在总结提升诸城探索的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等经验做法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率先探索更高层次的农业发展机制,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和政策思路。“这些创新解决了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地位问题,解决了在价值链中怎样分得更多,解决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矛盾,具有时代意义。”叶兴庆说,如今的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全方位的创新举措,而“三个模式”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

“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如何再出发、再发展?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在发言中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三个模式要再出发、再发展,根本目标要在于高质量发展,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以创新驱动‘三个模式’的提升”。

在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看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不能照搬国外农村发展的路子,要走中国自己的乡村振兴道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怎样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希望潍坊有创新性发展,为“三个模式”注入新时代的新特征。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对潍坊印象深刻,他曾主导潍坊农业产业化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宣传,1995年在《人民日报》撰写刊发了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97年又写了《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一文,澄清了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的疑问。在艾丰看来,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体系问题,不是单纯指某一个指标,“农村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城市人口对GDP贡献率的1/8。农村发展的效率太低,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潍坊应该把体系发展贯穿到农村发展上来,不是孤立地发展农村,而是发展城乡结合体系,要有体系发展思维。”艾丰在发言中表示,乡村振兴如果做好农村产业、农村综合、城乡结合三个体系的发展,就可以避免“今天东一棒子,明天西一锤子”力量分散的弊端。

怎样才能实现体系发展?艾丰认为,就是要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基本出路是城乡一体化,让农村的特色、优势、文化得到一体化发展。农村发展慢,就是城市的发展要素没有向农村流动,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

“过去农民进城打工,融入到了城市。现在城里人把资金拿来,把技术拿来,把市场拿来,这些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就是要素。农村的产业不仅要有一产、还要有二产、三产,还要产业融合发展。”艾丰进一步说,融合发展要有主体、政策和人才等要素,聚集不起来就无法获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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