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衰落、北京崛起：大运河对古代都城意味着什么

历史上的大运河先后主要有两条河道：

一条河道是隋炀帝杨广时期（施工期：公元605年-公元610年）开凿的，以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并勾连起桑干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隋朝大运河；

另一条河道则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施工期公元1283年-公元1293年）开凿的，以通惠河、御河、会通河、扬州河、江南河组成并勾连起海河、漳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元朝大运河。

明朝初年又先后两度疏浚会通河，这才形成了明清时期最终成型并勾连起政治中心（北京）与经济中心（江南）的京杭大运河。我们通过比较两条河道就会发现，隋朝大运河总体走势恰似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开封是其“顶角”，长安与洛阳通过通济渠西段（今洛河河道）、黄河、广通渠与开封相连，通济渠西段、洛阳、黄河、广通渠、长安依次连缀隋朝大运河顶角开封的横向延长线。

而元朝大运河则“截弯取直”，不再为长安与洛阳绕那么大一个弯，而是略有弧度地绕过泰山直奔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如果把隋朝大运河与元朝大运河放到一张图上，元朝大运河反倒像是隋朝大运河的“斜边”，与隋朝大运河一道构成一个完整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么，相隔600年开凿的两条大运河，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线路变化呢？是什么力量把原本绕了一个大弯的隋朝大运河掰直的呢？

个中缘由离不开北京城的崛起。

在周朝以来直到唐末宋初的历史长河之中，“北京”还被当时的历代政权叫做“蓟城”或“幽州”，偶尔被叫做“范阳”，还有个名唤“燕”的雅号被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家用来简称这座城池。

自从燕国在蓟城定都以来，北京的前身——蓟城，由于恰好处于河北平原主干道的正北端，能够连通中原与东北方向的燕山防线，甚至连通辽河边塞，因此而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在东北方向的军政重镇，始终作为一个看守中原政权东北大门的守门员而存在，与营州城（今辽宁朝阳）、定州城（今河北定州）、邢州城（今河北邢台）、邺城及其继承者（今河北临漳）等共同守卫汉唐时期的东北防区之战略纵深。蓟城及上述一线河北诸城共同构成的“幽燕防区”负责东北方向，关中以北诸城（朔方）与三晋诸城所在的黄土高原共同构成的“晋朔防区”负责正北方向，自天水至敦煌一线陇右诸城共同构成的“关陇防区”则负责西北方向，“三北防区”共同翼护由长安、洛阳组成的汉唐两京之腹地，在汉唐帝国强盛之时向着广义辽东、阴山南北、广义西域扩张，在华夏政权衰落之时则构成“三北”北族入华的通道。隋朝大运河便是在这一基本格局背景之下开凿的，其具体目的要分段来看，黄河以南的部分（通济渠+淮河+邗沟+长江+江南河）主要是为了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江南钱粮赋税供给到受战乱削弱的北方，进而维持更加庞大的隋帝国官僚体系在长安、洛阳两京的正常运转，这条河段也便因为这一“供给中央”的使命而得到后继者唐帝国的重视，在疏浚河道上相当重视，以至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都必须保持这一生命线，吸收江南经济力量，来与北方的藩镇、吐蕃、回纥作斗争。隋唐大运河南段转运东南的使命

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则完全是隋朝及初唐统治者用来征讨高句丽的军事物资转运通道，先后供给了隋文帝1次（公元598年）、隋炀帝3次（公元610年、611年、613年）、唐太宗1次（公元644年）、唐高宗1次（公元666年），共计6次大规模征讨高句丽。以及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次总征讨之间的持续袭扰，最终于在公元668年灭掉高句丽，完成对于东北亚地区的争霸，从隋文帝到唐高宗，前后持续70年。在这个过程中，幽州城（蓟城）第一次在大运河运输物资的输血配合下发挥了中原政权向东北方向大举用兵的前沿中转站作用。

在大运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也曾依靠陆路运输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干道（今京广铁路所在）向蓟城运送战略物资并向东北亚采取行动，例如秦军征服辽东、汉武帝消灭卫氏朝鲜、司马懿击败公孙渊、北魏消灭北燕等，但都是速战速决，都没有在大运河配合下前后70年6次征讨高句丽这么大的规模，由此可见大运河北段永济渠对于隋唐争霸东北亚的强大助力。唐高宗以后，高句丽虽然灭亡了，但契丹、奚、新罗、渤海等新兴族群相继在东北亚兴起，唐帝国依然需要维持对东北方向的把控，因此便在河北地区设置藩镇，其中又以幽州节度使为重心（713年设置，742年改名范阳节度使），给幽州配置了北方十道节度使中最强的兵力（9万多人），幽州城的军政实力由此进一步扩大，安禄山也便得以凭借此城及河东、平卢两镇发动了“安史之乱”，由此开启了河北藩镇与唐朝中央分庭抗礼的中晚唐时期。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索接连引发的藩镇割据、五代混战，耗竭了长安与洛阳的经济基础，汉唐两京由此彻底衰落。再加上辽、金、元的三波“对宋攻战”，关中平原与中原腹地再也恢复不到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中心地位，经济文化中心的宝冠如同孔雀东南飞那样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则随着辽金元清的相继崛起而转移到燕山南麓。对于辽金元清的统治者而言，燕京地区是长城以内距离他们的发源地（辽河上游、黑龙江、斡难河、辽河下游）最近的地区，能够让他们通过并没有多宽的燕山山脉快速与发源地联系，所以辽金元清四朝便会相继把燕京选定为陪都或首都所在。明朝也意识到了东北方向对于帝国守备的重要性，天子守国门也是朱棣迁都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

由此可见，辽金以来，直至元初，长安、洛阳彻底衰落，开封也在金、元两次南下的兵祸中彻底衰败，到了元初，整个关中、中原不再构成任何中心，犯不着再像隋唐那样维持江南与中原的漕运联系。

随着元朝建立，恰好处于长城内外农牧产业区之间的元大都，从此彻底取代曾经的关中与中原，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军政中心。元朝大运河在开凿之时也便不再需要考虑中原这个支点，仅仅需要把元大都与江南通过漕运直线连接起来便好，自是不必再行绕道了。大运河河道的变化与北京城地位的上升作用是相互的，为了元大都而截弯取直的大运河，在明清时期还进一步巩固了北京的明清王朝中心地位，若不是明初两度疏浚改造会通河，保持了大运河山东段的畅通，仅仅凭借在唐末以来衰落了六七百年的北方经济实力，是远远不足以供给北京的正常运转以及北方长城的正常维护的。

明清大运河绝不仅仅为北京城提供了经济后盾，而且也为明长城防御体系以及清朝控制塞北提供了经济助力。大运河、北京、长城、塞外疆土，四者之间相互维系，合作共生，这才保持了明清各自长达两百多年的稳定统治。综上，隋朝大运河与幽州城的关系是供给中央与经略边镇的关系，是中央工程部分用来供给东北战略的关系，所以河道是“弯转”的，而元朝大运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则是中央工程供养中央军政，比隋朝大运河与幽州的关系更直接，所以河道是“近直”的。可以说，从东西两京到燕京的“重心转移”，也即北京城地位的上升与中原地区的衰落，历史之沧桑变迁恰似某种看不见的作用力，将大运河河道截弯取直了。

本文来自：寒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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